清代初期，宗宋詩人以明遺民及其弟子為主，在曆經天崩地裂的社會動蕩之後，遺民們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同時，對於詩歌風尚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與文人的空疏不學被緊緊地聯係在了一起，明代文人們所宗奉的唐詩也成了禍因之一。作為唐詩對立麵的宋詩，也因其主性情、重學問的風格受到了格外關注。因此錢謙益、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等由明入清的詩人們對明代主盟詩壇的前後七子等詩歌流派一一進行了清算，借鑒公安派的部分理論，對宋詩的價值進行了全麵的重估。
由於明末清初這樣一個“撥亂反正”的特殊時期，人們需要從此前各種極端鄙視宋詩的觀點中尋找突破口，而長期處於傳統詩學熏陶下的他們，實際上也很難突破傳統的審美視閾，真正重新建立起一套詩歌評價的客觀標準。如果拋開宋詩的政治教化意義，宋詩本身具備的獨立審美價值也不可能獲得認可和讚同。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隻能通過搭建引橋的方式，將宋詩與唐詩溝通起來，從而以強調宋詩對唐詩的繼承和宋詩與唐詩的共性來達到肯定宋詩的目的，例如：
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為“腐”。後人無知，倦於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群奉“腐”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
少陵體則黃雙井專尚之，流而為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為獨盛。
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韓，海內俎豆之矣。宋梅、歐、王、蘇、黃、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
無論是“宋人之詩變化於唐”，還是“專尚”“少陵體”的黃庭堅，以及“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的宋詩大家，歸根結底，都是在強調其與唐詩之間的衍生關係，說明宋詩與唐詩乃一脈相承的關係。特別是“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一句，幾可以認為宋詩對唐詩簡直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般的選擇。而那時唐宋詩間的不平等更是人們在說宋詩好話的同時要斟酌再三，即便像黃宗羲這樣大力提倡宋詩的人，一旦有人說他宗奉宋詩時，他似乎也唯恐冒天下之大不韙一般，急忙為自己的宋詩觀做辯護說：
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為宋也。於是縉紳先生間謂餘主張宋詩。噫！亦冤矣！
黃宗羲仰天喊冤，似乎完全推翻了自己對宋詩的推尊，照他的說法，宋詩之所以好的原因，就在於它有像唐詩的地方，而且這種相像之處更多地來自於“繼承”，而不是創新，所以宋詩並沒有獨立的審美價值，並沒有舍棄唐詩而自立宋詩。錢鍾書先生以為黃宗羲的辯解不是由衷之言：“蓋梨洲實好宋詩，而中心有激，人言可畏，厥詞遂枝。”看黃宗羲所論所作，可知錢先生實為知言。
無論怎樣，在元、明數百年的唐詩學大潮下，要在清代初年一下子就能完全徹底地接受宋詩風格是不現實的，人們對宋詩的認識總得要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