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康、雍、乾、嘉一百多年的發展，傳統文化和教育變得“極熟而致爛”。道鹹年間，國事日非，魏源、倭仁、馮桂芬等人紛紛起來強調人才是富國強兵的根本，並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束縛人才的教育：
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誌於四夷，而憂不逞誌於四境。
倭文端《遺書》曰：“書生便患得失，異日何以立功業？人才不振，止為從根子壞了。”
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宗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清政府亦在衰落的現實麵前感到人才的匱乏，尤其是那些從國家危難中起來的一批顯宦名臣更是深有體會。左宗棠強調治亂扶危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竊維治亂安危雖係氣數，而撥亂反正，扶危就安要則必人事有以致之”。並且認為造成國勢不振、內憂外患的原因也是人才的缺乏：“天下之亂，由於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於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於人心不正，此則學術之不講也。”朝野之士紛紛就選拔人才的科舉提出改革意見。馮桂芬提出科舉應加大難度，使營營苟苟奔競之人知難而退。“蓋難則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難而逃，而覬幸之人少矣。”在朝的官員們則從學術與世道人心的角度來討論人才選拔的科舉體製，並提出具體的改革意見。如張之洞認為：
救時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變科舉始……今廢時文者，惡八股之纖巧苛瑣浮濫，不能闡發聖賢之義理也；非廢四書五經也……今日當詳議者約有數端：一曰正名。正其名曰四書文，五經義，以示複古……二曰定題。四書義出四書原文，五經義出五經原文……三曰正體。以樸實說理，明白曉暢為貴，不得塗澤浮豔作駢儷體，亦不得鉤章棘句作怪澀體。四曰征實。準其引征史事，博考群書，但非違背經旨之言皆可用，凡時文向來無謂禁忌，悉予蠲除。五曰辟邪。若周秦諸子之謬論，釋老二氏之妄談，異域之方言，報館之瑣語，凡一切離經叛道之言，嚴加屏黜，不準闌入。則八股之格式雖變，而衡文之宗旨仍與清真雅正之聖訓相符。
張之洞出身科舉，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弊端深有體會，他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出發，提出的正名、定題、正體、征實、辟邪等舉措，確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而且對於封建統治階層來說，他們所需要的人才在思想意識上應該是統一的，因此，他們總是試圖通過學風與意識形態相統一的方式，來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並以此來反對異端思想。
其次，中興以來，一批漢族士大夫進入國家權力中心，極大地鼓舞了漢族士人參與國事的風氣。在同治中興過程中，平定內亂的高級漢族官員們都不是武將，而是科舉製度下的文職官員。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都成為中興時期最開明最有才能的官吏的代表，他們處理文武政事的能力在實踐中已經得到了驗證，而他們在文學和學術上取得的成就也同樣引人注目。朱彭壽評論這些功業昭著的官吏們說：
自功令以詩文、楷法取士，而士人之心思日力遂消亡於雕蟲小技中，故論者輒以科舉為詬病。然如康熙中平定台灣之姚製軍啟聖……鹹同間平定各省匪論之胡文忠林翼、曾文正國藩、駱文忠秉章、李文忠鴻章，則皆由進士出身。是文人中固有大略雄才、勳業烜赫者，乃知科舉特進身途徑，天生豪俊，雖亦曾事筆硯，而建樹自越尋常，然章句之儒又豈可一概抹殺耶？
晚清以來，很多人將亂世之源歸根於科舉製度下的人才選擇，認為科舉製是束縛人才發展的枷鎖。然而，同治中興的這些傑出文官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讓弊病叢生、已成為眾矢之的科舉製又有了光明之處，同時也使以科舉製為人才選拔基礎的整個官僚體製階層在人們心目中改變了形象。這些中興之臣多是以飽學之士的身份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他們的道德、學問皆有過人之處，對於整個國家的士人具有示範作用，從而成為士子們效仿的榜樣：
道鹹朝官，尚講求學問文字，雖吏治窳敗，軍事廢弛，因循苟且，民怨沸騰，特士大夫尚鮮奔競卑鄙之風。故太平天國奄有東南，撚回起事西北，卒能削平大亂，自詡中興者，大半皆當時朝官中篤行勵學之士有以啟之也。
其他如忠良報國，可泣可歌；豪傑建功，允文允武。故能算無遺策，師出有功。斯時也，元戎奮袂，壯士同袍……
“自詡中興者，大半皆當時朝官中篤行勵學之士有以啟之也”則給予了“尚講求學問文字”的士大夫節操上的肯定。通過科舉製度進入封建統治階層的文人成為國家統治的中堅力量，這對於士人的參政、言政風氣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清政府自建國初，一直對漢人為官有著高度的戒備心理。從中央到地方政權均以滿人為主導。滿漢兩分的體製中，漢人入仕多為文學侍從，實權多操於滿人之手。道鹹年間，這種狀況尚沒有出現大的改觀，直到同治中興時期，一大批漢族中興名臣進入了清政府的核心統治圈，或為封疆大吏，或居朝政要位，才打破了滿族官吏壟斷朝權的狀況，使有誌於報效國家的士人們看到了實現自己願望的可能性，從而激發了他們對於國家事務的積極性，通過各種渠道努力晉身於國家政權機構。
第三，恢複文教傳統，重建了傳統文化教育的基礎設施。清政府主要做了兩方麵的努力：
一是書院的建設。書院是古代教育的重要場所，清代由於文化專製政策的加強，始終沒有放鬆對書院的管理，甚至由政府專門撥立款項、設置專人負責。《大清會典事例》載：
京師設立金台書院，每年動撥直隸公項銀兩，以為師生膏火，由布政司詳請總督報銷。直省省城設立書院，直隸曰蓮池，山東曰濼源，山西曰晉陽，河南曰大梁，江蘇曰鍾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鼇峰，湖北曰江漢，湖南曰嶽麓、曰城南，陝西曰關中，……書院師長，由督撫學臣不分本省鄰省，已仕未仕，擇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
鹹同時期，連年的兵亂使書院受到嚴重的破壞，太平軍在江浙一帶造成的損毀更為嚴重。“總計鹹豐年間，合新建和修複前代書院，不過130餘所，而將廣西、兩湖、江、浙、皖、贛、雲、貴九省毀廢書院合計，已不下300餘所”。中興之初，恢複和重建書院就成了備受關注的大事。“天子垂意斯文，封疆大吏鹹承上意，興書院以教育人才”。在朝廷和各省封疆大吏的共同努力下，同治朝新建書院有368所，光緒朝又添667所，兩朝新書院共計1035所，占清代所建書院總數的四分之一上。同時自清廷政府到一些有識的官紳，都就書院教育原則提出了新的要求，敦促書院宗尚實學，以經世致用為旨歸。從翰林院開始要求“務當課以實學，治經、治史、治事及濂洛關閩諸儒等書……辨別義利，期於精研力踐”。各地書院亦作出積極響應，上海龍門書院就明確規定：“月課性理、策論，期有合於胡安定經義、治事立齋之意，故不以舉業詩賦列入課程，有誌之士自不欲以遇合之心奪其學問之實也”。陝西的味經書院也提出：“要以實學為主，令諸生逐日研究《欽定七經》《通鑒》《史》《漢》《大學衍義》《文獻通考》等書，引之識義理，稽故實，手抄日誦，日漸淹貫，匪惟腹笥可充，即政事亦差知大略”。這些積極的改革措施，既促進了經世致用的學風，又強化了以宋代理學為核心的儒家思想。
另一方麵，是文化典籍的重新刊刻。太平天國破除舊文化的過程中，他們的過激措施對江南諸省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平息內亂後，設立官書局刊刻文化典籍成了清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此，江蘇學政鮑源深上疏建議說：
近年各省因經兵燹，書多散佚，臣視學江蘇，按試所經，留心訪察，如江蘇鬆、常、鎮、揚諸府，向稱人文極盛之地，學校中舊藏書籍蕩然無存，藩署舊有恭刊欽定經史諸書，版片亦均毀挫，民間藏書之家，卷帙悉成灰燼。亂後雖偶有書肆所刻經書，俱係刪節之本，簡陋不堪。士子有誌讀書，無從購覓。
浙江巡撫馬新貽亦上書奏請說：
欲興文教必先講求實學，不但整頓書院，並需廣集群書。浙省自遭兵燹，從前尊經閣、文淵閣所存書籍均多毀失，士大夫家藏舊本，連年轉徙，亦成烏有。軍務肅清之後，省城書院如敷文、崇文、紫陽、孝廉堂、詁經精舍均已先後興複，舉行月課，惟書籍一項，經前兼署撫臣左宗棠飭刊《四書》《五經》讀本一部，餘尚未備。士子雖欲講求，無書可讀。而坊肆寥寥，斷簡殘篇，難資考究，無以嘉惠士林，自應在省設局重刊以興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