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陳衍的說法同光體是“同、光以來不墨守盛唐者”。這裏的“同、光”指的是清同治、光緒兩朝。關於同光體之名，錢仲聯先生認為“同光體”的“同”字沒有著落。而黃霖先生則認為同光體最初是要把同治年間在世的鄭珍、莫友芝、曾國藩、何紹基等人都包括在同光體內，意在標明後來者承接詩的傳統，以提高自己的身價。雖然錢、黃二先生所論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以為同光體拉過“同”字是出於標榜。其實未必如此。對於有清一代來說，同治朝的確是一段不尋常的時期，在這段時間，清王朝從生死存亡的危機中走了出來，啟用了曾國藩等一大批漢族官吏，與西方列強聯手合作鎮壓了太平天國，平息了國內各地的起義，采取了新的外交方式進行國際交往，並發動了“求強”“求富”的內政改革，使整個國家出現了振興的氣象，而且這種氣象一直延續到光緒年間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同光體派的主要成員來說，同治朝也是人生重要的一段時間。
如果將中興氣象延伸到光緒初的十年左右，我們可以看到，同光體派的主要成員基本上都處於青壯年階段，他們人生成長的黃金時代處於同治中興時期，一方麵他們不斷地汲取著曆史知識，另一方麵現實生活又給了他們時代的信息。正如考西卡在《論辯證法》一文中所說：“人類現實不僅是新事物的產生，而且也是一種對於過去（批判的、辯證的）再生產”。對於他們那批具有深厚文化傳統的封建士人來說，曆史經驗和現實遭際使他們很容易從曆史中尋找到類似的文化類型——宋型文化。
關於宋型文化和唐型文化，王水照師指出“台灣的傅樂成教授可能是此說的首倡者”，並說明傅樂成教授用“複雜而進取”和“單純與收斂”來區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至於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則以王國維、陳寅恪二先生所論最有代表性：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需要說明的是，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雖然並不專指唐代和宋代的文化，但是當它們作為文化範型出現時，人們首先還是要反觀唐代或宋代文化，並通過與之對照，確認文化類型的歸屬。
楊玉華的《文化轉型與中國古代文論的嬗變》一書對宋型文化的特征和發展作了很好的概括，作者從四個方麵總結了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轉換。第一，中唐的儒學複興開啟了宋明理學，通過振興儒學來排斥佛老之學，確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同時開啟了思孟學派的“內聖”傳統，為士人開辟安身立命之所。宋明理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在繼承唐以來的排斥佛老、淨化儒學傳統的同時，又不斷地吸收著佛老思想以構建自身的體係。第二，確立了文人士大夫“自省內斂”“反求諸內”的精神追求途徑。宋代自建國起對外戰爭的一次次失敗，對內富國強兵革新的失敗，都使士人們的精神世界日漸內斂，轉以精神修養排遣現實的憂憤，提高自身的人格力量。這種內斂心態和追求思辨的風氣結合，表現在詩歌領域，就形成了宋詩好議論，以學問為詩，追求平淡自然的詩境，以理論詩，重“意”重“韻”，講“格”重“法”等特點。第三，禪悅之風與以禪論詩的興盛。禪宗經唐五代漸漸滲入宋代文化的各個方麵。文人好談佛，詩僧多且文學造詣較高。文論中往往摻有僧人之語，許多“詩話”更是明顯地帶有禪宗語錄的影子，以禪論詩漸成習氣。第四，雅俗文化的對立消長。除以詞為核心的文學體裁外，大量帶有娛樂色彩的文學藝術形式繁榮起來。詩風趨向兩路，一路以元白為代表，既強調經世致用又強調娛樂自遣；一路則以韓偓的《香奩集》為代表，沉迷於個人自得之地，借自然山水消遣憂憤。楊玉華所論基本上概括了宋型文化與文論變化的關係，但對於其所述“一路則以韓偓的《香奩集》為代表，沉迷於個人自得之地，借自然山水消遣憂憤”的意見，筆者則不敢苟同，韓偓的詩風並不是以《香奩集》為代表，後文另有所論，茲不贅述。
宋型文化的產生並不是在世亂時變過程中，而是基於一種相對比較穩定的國情下，內憂外患雖然已隱約可感，但還沒有直接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隻是從精神層麵感染著人們，引起了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態的轉變。對於諳熟曆史的古代士人來說，當某種新形式需要他們應對時，首先的反應是從曆史的經驗中找對策，以“古已有之”的具體事例來堅定自己解決問題的信念，並努力從類似的情形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因此，在晚清的動蕩變局中，士人們很快意識到自身所處環境與宋人有著某些共同之處，他們所麵臨的內外困境成為一種可對比的因素，從而為他們向宋型文化依歸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北宋與鹹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相比較，我們會發現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是內外交困的國際環境，對外麵臨異族侵淩，對內麵對腐敗的官僚體製、經濟衰退以及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其次是異化思想開始在較大範圍內傳播，並且對傳統的主流思想造成衝擊，在宋為佛道二氏，在晚清為西方宗教和西方文化；第三是文化精英或者說儒家的士大夫集團，開始集體以某種形式倡導傳統文化，集中表現為士大夫集團通過影響最高統治者而發動的一係列自上而下的變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宋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範式，它可以涵蓋其後同類型的文化現象。晚清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變化導致其文化類型趨向於宋型文化。而這種種的變化則萌起於鹹豐年間，成形於同治中興之期，在光緒中期達到一個小高峰，此後便衰落遞減，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它基本上與晚清以來的宋詩學的發展相伴隨。因此，從宋型文化的精神層麵著眼，有助於我們認識同治中興的文化意義，認識中興精神與同光體派宋詩學的相互關係。
一、同治中興的文化意義
清政府在進入十八世紀末葉以後，種種社會弊端日益顯露，國家的衰落呈現出不可遏止之勢。1850年，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了。起義軍很快占領了全國大部分地區，並在南京建立了政權。隨後的近十年中，清軍在各處戰場連連失利。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後向北京進軍，鹹豐皇帝被迫逃往熱河，清政府看上去危在旦夕。鹹豐皇帝駕崩後，兩宮皇後（慈安和慈禧）聯合鹹豐皇帝的弟弟恭親王奪取了最高統治權並親理朝政，改年號為“同治”（初定年號“褀祥”）。隨後，清政府在短短數年之間，肅清了太平軍殘部，平息了東、西撚軍，撲滅了苗民起義，鎮壓了雲南、西北回民起義，基本上恢複了國家的正常秩序。孫詒讓曾對此感慨道：
洪楊之亂，糜爛幾徧寰宇，卒能戡定，劭開中興，雖仰藉文宗憂勤之心、穆宗神武之略，抑亦忠勩蔚興，師武臣力之效與！
一時之間“國家威棱西憚蔥嶺，南極滇池”，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也改變了視外國為“夷狄”的狂妄自大，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現代的外交方式開展對外關係，以正視現實的態度開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新局麵。“外國強盛如故，唯賴守定和議，絕無改列，故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同治中興雖然沒有實現重新恢複乾嘉盛世的夢想，也沒有實現漢武帝中興那樣的百年基業，但還是讓一個眼看著要麵臨改朝換代命運的王朝，又存活了下來。正如德國學者芮瑪麗所說：“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19世紀60年代一些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裏逃生，再延續了60年，這就是同治中興。”顯然，芮瑪麗所說的“同治中興”的時間段更長一些，中興與同治皇帝本人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因為同光時期國家的真正掌權者是慈禧太後，同治皇帝隻是一個符號或者一個象征，他在正式登基第二年就去世了。但同治中興的事業並沒有伴隨著同治皇帝的死亡而結束。中興在封建王朝沒落之際又一次呈現出複興的景象，給了人們重建盛世的希望，並且這種希望轉化為了一係列旨在改變國家的具體措施和行動，使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呈現出了新的麵貌，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文化建設方麵的努力。
首先，反思動亂教訓，人才的發現和培養成了首當其衝的問題。清政府恢複了國家的正常秩序後立即著手開始了一係列自強措施，人才的重要性被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上。晚清的人才觀基本是圍繞著教育和科舉製度展開的，早在清初，顏元就指出了現行教育體製存在的弊端：
宋家老頭巾群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為千古獨得之秘；指辦幹政事為粗豪，為俗吏；指經濟生民為功利、為雜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曠人皆高談靜敬，著書集文，貪從祀廟廷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