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曆了鹹豐以來的一係列動亂之後，進入同治時代，短短數年時間，一個處於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國家又重新恢複了和平安定的局麵，同時自上而下地發起了以“自強”為目的的革新運動，勵精圖治，薄刑省賦，提倡節儉，廣開言路，整個國家呈現出了一片積極向上的景象，贏得了二十多年“外部無戰事”的和平時期，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同治中興”。
陳弢在《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序》中曾這樣描述同治以來的國家麵貌：
擒渠斬馘，區宇蕩平，神州再造，較之《大雅》所稱“築齊城而征徐國”，區區平淮濆一隅之亂者，其規模之廣狹又不可以同日論。側席求賢，豪俊輩出，中興事業，甄殷陶周，盛矣哉！
陳弢提出的“中興事業，甄殷陶周”表明了那個時代人們對於同治中興所寄予的期望，他們希望同治中興能像古代的殷、周中興那樣，成為百年基業的起點。“文變染乎性情，興廢係乎時序。”這樣一種時代的精神風貌在文學上必然會有深刻的反映。同光體派作為同治中興以來的一大詩歌流派，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所發生的變化都對其產生和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其中與同光體派宋詩學直接相關的是同治以來的文化精神。
在回顧同光體派的文化立場時，論者往往以為他們代表的是保守的中國傳統文化立場，在新時代下代表著守舊落後勢力的立場。但我以為若從“保持、堅守”傳統文化立場的角度來看待同光體派，應該更接近於實際的情形。陳三立說過：
吾觀國家一道德，同風俗，蓋二百餘年於茲矣。道鹹之間，泰西諸國始大通互市，由是會約日密，使命往還，視七萬裏之地如履戶闥，然士大夫學術論議亦以殊異。夫習其利害，極其情變，所以自鏡也。蔽者為之溺而不返，放離聖法，因損其真。矯俗之士至欲塞耳閉目，擯不複道。二者皆惑，非所謂明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者也。君子之道，莫大乎擴其一世之才，天涵地蓄，不竭於用，傲然而上，遂滂然而四達，統倫類師萬物而無失其宗。
顯然，陳三立對於西方文化傳入而導致的中國學術轉變並沒有以一種偏激的態度來對待，而是清醒地指出其中的利弊。他認為士人對於國家的“風俗”“道德”之變，應作為曆史之鑒，即“所以自鏡也”，反對那種“溺而不返，放離聖法”的文化態度，並以“明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為準則，提倡儒家的“內聖外王”精神，並以“君子之道，莫大乎擴其一世之才，天涵地蓄，不竭於用，傲然而上，遂滂然而四達，統倫類師萬物而無失其宗”作為士人們的精神追求。事實上，陳三立的政治思想並不以保守為主。陳三立之子陳寅恪追述其父祖的思想源流時說：
當時之言變法者，當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鹹豐之初，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幹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宏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製以言變法，其與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吾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同是主張變法，康有為以今文公羊學說為據，與郭嵩燾欲借鑒西方的經驗進行改製有著本質意義上的不同。康是“附會孔子改製”，造“偽說”以支持變革。郭則是親見西方先進之處，欲學之外以變內。在外敵入侵之際，華夷之防成為士人大節的表現。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不讚同康有為之說而附和被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的郭嵩燾的意見。陳三立與沈曾植、鄭孝胥、沈瑜慶、陳寶琛等人在思想、經曆都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他們的家庭出身，專心於科舉仕途，積極參與洋務運動，反對戊戌變法的過激變革，辛亥後堅決不仕而甘居遺老，等等，都表現出了很大的趨同性。正是同治中興以來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信念，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決定了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文學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