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光體派的活動分期
同光體派如果以其名稱的確立作為起點，其主要創始人對宋詩的理解、闡釋和創作必定要略早於這個時間，而且其對宋詩的接受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同光體派孕育於同治初，興起於光緒中期，光緒後期至民國初年達到鼎盛，此後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漸趨式微。茲根據其發展的階段特征分為三個時期：準備期，全盛期，分化期。
第一階段為準備期。同光體派的宋詩學是融合曆史上各種詩學於一體的綜合性詩學，因此它需要對曆史上不同時期的詩歌特點有全麵的理解和掌握。所以它必然有這樣一段積累的過程。這段時間起於同治初年（1862），止於光緒八年（1882）。此前陳衍、鄭孝胥、陳三立、沈曾植等人尚未謀麵，各自在做學術上的積澱，研習經典，兼及百家，為詩文創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沈曾植自述其學術經曆時說：“少孤，獨學無友。所由粗識為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吾鄉錢衎石先生文集中”。其所指老師有經師、人師之別，而其所學則經、史、地理等無所不包，他在學術方法上顯然是漢宋兼采，而且很快在學術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同治九年（1870）“以太學生應順天鄉試，同考官羅家劭，得公及閩縣王仁堪卷，詫為奇才”。這個時期沈曾植所接受的詩學教育顯然是以唐詩為主。《海日樓題跋》卷三《俞策臣先生畫冊跋》載：“餘時年十二，從先生授《小戴禮》、唐人詩歌。……乃知先生畫，固得自天才，非關學力也。是時先生好為詩，出入溫、韋，多才語。”從師承上來看，沈曾植此時期所受的詩學教育以唐詩為主。
吳宗慈在《陳三立傳》中稱讚陳三立“少博學，才識通敏，倜儻有大誌”。陳三立從十四五歲開始參加科舉：“餘年十四五，始出應州試”。此後輾轉科場多年，因此科舉考試的詩風必然是左右其詩風的力量。同治年間二十多歲的陳三立隨父在湘，學業上嶄露頭角，“少年已有盛名”。這個時期陳三立誌趣並不在詩歌而在學術上，《郭嵩燾日記》光緒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記：“閱陳三立、朱文通所撰古文各一卷。次江筆力簡括，而不如陳君根底深厚，其與袁綬瑜論《漢學師承記》一書，尤能盡發其指，指摘無遺，蓋非徒以文士見長而已。”所謂“根底深厚”及對《漢學師承記》的“指摘無遺”都顯示了少年陳三立在學術上的深厚功力。
陳衍從同治八年（1869）十四歲起開始修習舉業，但卻屢試不第。陳衍在《記先妣事》中雲：“不孝數十年來事科舉，入仕途，致力於東諸侯，皆勉為所不欲為”。陳衍是一個詩人氣質較濃厚的人，所以他對科舉一直存在著一種抵觸的情緒。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也是同光體派諸人中最早對宋詩產生興趣並致力於詩的人。在這個時期他已完成《說文舉例》七卷，且“草創元詩紀事，急欲成書，閱市借人”。其時各人詩學宗旨不一。陳衍稱：“餘九歲時，先伯兄講授唐詩。自秋徂冬，王、孟、韋、柳詩成誦一二百首，上及陳伯玉、張曲江之作。次年，乃及李、杜與晚唐。十餘歲時，已習舉業，然有終年學為詩，日課一首者”。從陳衍的記敘中可以看到童學啟蒙詩基本上都是從唐詩入手的。到1885年，陳衍還在詩學領域裏不斷地做著多方麵的嚐試。陳聲暨的《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中記載：“是歲，家君詩亦間作選體”。而此時的鄭孝胥在詩學方麵尚浸淫於漢魏六朝，“初，蘇堪丈論詩專主漢魏六朝，與家君多不合”。同光體派在準備期詩學方向並不統一，但都在學術和詩學上多方汲取知識，為以後的宋詩學發展做儲備。
第二階段為興盛期。起於光緒八年（1882），止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這段時期首先是陳衍和鄭孝胥二人同榜鄉試結識，開始了談詩論藝的交流，彼此之間在相互探討中逐漸詩學發生轉向，慢慢開始向宋詩傾斜。從光緒九年（1883）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間，陳衍、鄭孝胥、沈瑜慶、林旭、王仁堪、葉大莊、陳三立等同光體派成員詩文交往頻繁，詩學觀念上的溝通也較多，不僅相互影響，而且聲氣相應，互相推獎揄揚，漸漸呈現出詩學流派特征。從1898年到1901年間，僅《鄭孝胥日記》明確記載的鄭孝胥、陳衍、沈曾植三人相互見麵探討詩學就有十六次。直到沈曾植離開武昌，出任上海南洋公學監督時才中斷。從《石遺室詩話》中亦可見在這個階段，閩派、浙派、贛派及範當世等同光體派的主幹形成，詩歌創作的品題、商榷往來不絕，他們對宋詩的態度漸漸有趨同成分。但這隻是說他們在宗宋的原則上達成了一致，但並非意味著每個人的詩學觀念、詩歌風格就此而穩定不變。如陳三立《廬山詩錄序》：“今夏四月，仲實複持範中林，羅達衡及予往，盡二十日，為雨中之遊。覿幽選奇，各得詩歌數十篇以寫其意”。這篇序寫於光緒十九年（1893）此集中收錄詩並見錄《散原精舍詩集》，如《雨中謁周元公墓》：“高磴煙如掃，荒林雨自吟。千峰初照酒，半碣欲親襟。蕪滿殘春色，花留死後心。無言證儒墨，天地更何尋。”但這裏流暢自然的詩風與詩集中所收光緒辛醜後的作品還是有區別的。吳宗慈在書中有一段按語：“然世多以先生之詩瓣香其鄉先輩山穀，為江西派中宗匠。及至先生之集出，方曉然如鄭君序先生之詩，所謂越世高談，自開戶牗，不僅隸於江西社裏也。”取法多端，詩學觀也不會局限於一家一法，這是同光體派成員的共同特征。
這段時間裏，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再一次敲響了警鍾，國家民族的安危成為當務之急。中國戰敗，同治中興以來的短暫和平沒有了，加劇的外患讓同光體派成員再次感到了文化危機，他們還是認為傳統的文化精神具有振興國家民族的力量。
第三階段為衰退期，起於1902年，止於1938年。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同光體派幾個主要創始人都還健在，但其於宋詩學基本沒有新的發展。陳衍在雜誌上連載的《石遺室詩話》整理成書，完成了對同光體派詩學觀點的總結。甲午戰爭後，“詩界革命”和“南社”迅速崛起，並針對同光體本身存在的缺點，如偏重摹古、脫離現實等進行批評，柳亞子稱之為“從晚清末年到現在，四五十年間的舊詩壇，是比較保守同光體詩人和比較進步的南社派詩人爭霸的年代”。同光體被樹做標靶，說明它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其他派別敢於向它挑戰，說明它的弊端已漸顯。1938年前後，隨著同光體派陳衍、陳三立等首領陸續亡故，同光體派的宋詩學基本上停止了發展前進的腳步。在同光體派後學中，對宋詩學發展有突出的貢獻的是新建夏敬觀，他在贛派宋詩本位的基礎上融入了較多的唐詩觀念，為贛派的宋詩學增添了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