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衍的宋詩觀是在宋代以來詩論的影響下，尤其是在唐宋詩之爭的背景下形成的。他能接受前人合理的論見，克服種種偏頗，宗宋而不棄唐，推尊蘇、黃兼及杜、韓，同時重視宋以來強調的詩歌之法式、聲調，對宋詩進行了較全麵的研究。陳衍的宋詩觀主要體現在他的詩話《石遺室詩話》、宋詩選本《宋詩精華錄》以及論詩詩、探討詩文的序言題跋等，他的詩論涉及先秦至近代詩歌的源流升降、功能作用、內容形式、創作技法等多方麵的內容。
陳衍的宋詩觀具有較宏大的視野，他不是簡單地站在詩學的立場來認識宋詩，而是從文化史的角度俯視曆史上的各種詩學，在“詩亡雅廢之時”，通過比對分析，對宋詩進行綜合的定位和評價。因此他的宋詩學實質上已經成為特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對宋詩進行的文化審美觀照。胡曉明先生指出，陳衍詩論的文化意義在於：“唐宋一並泯除，上達風雅，即由學古轉向開新，由詩藝取法轉向人文工夫。這使其超越了傳統唐宋詩之爭，不期然而然地關涉到詩學及其相關聯的文化存亡問題。應該說是比唐宋詩之爭更為富於憂患意味的文化詩學問題”。的確是這樣，盡管陳衍於宋詩有個人的偏好，但在個人傾向與述評之間，他基本上能夠不以個人好惡來論宋詩及宋詩人。錢仲聯先生讚陳衍《石遺室詩話》的詩學之功說：“衡量古今，不失錙銖，風行海內，後生奉為圭臬，自有詩話以來所未有也。”
一、“三元說”的言外之意
陳衍論詩號稱“詩不分唐宋”，並提出了較為係統的“三元說”：
餘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穀、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斡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書不讀，有日蹙國百裏而已。
僅就這段話來說，可以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三元”並立，是曆史上詩歌達到的三個高峰，各有所長，不應厚此薄彼；第二，宋人乃繼承唐人而來，在唐人基礎上變化生新。所謂“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即宋人本之於唐人所立之法而推演，在其未盡之處下工夫，也就是“開天啟疆域，元和判州部”之意；第三，宋調非宋人所創，實唐人開啟此風，“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幹也。”前人有“詩到元和體變新”之說，而陳衍卻將開元一並納入了這個分唐別宋的樞幹，將宋詩與中國詩歌的典範——盛唐詩歌放在了同一條生態鏈上。
陳衍提出“三元說”之時，正是近代詩壇流派眾多，異彩紛呈之際。各家宗奉不一，有“遠規兩漢，旁紹六朝，振采蜚英，騷心選理”的湖湘詩派，有“無分唐宋，並咀英華，要以敷鬯為宗，不以苦僻為尚”的河朔派，有“驅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談，自開戶牗”的詩界革命派等，其時唐宋詩之爭已經不是核心的詩學問題，已經很少有詩家畫地為牢，自囿於一朝之詩學。他們往往會“時出入於他派”。不同派別之詩人亦能酬唱往來，很少因詩學宗旨不同而攻訐不休。但是，在一片詩學複古的上溯途徑中，同光體派如果僅上溯到宋，與其他派別比較起來顯然不夠“古”，而且唐音的正聲地位使宋詩成為別調已有悠久的曆史。因此，宗宋必然要在理論上有突破之處。“三元說”則賦予了宋詩以豐富、深厚的文化背景，為宋詩“根正苗紅”尋找了一個不可撼動的源頭——盛唐詩歌。
陳衍論詩極講策略，“三元說”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顯然在宗唐宗宋的問題上，他不想陷入無謂的詩學紛爭。《瓶粟齋詩話》中記有陳衍的一段話：“審言言鄙人專主唐音，殊不然。或以為專主宋詩，更誤”，“不但不專主宋主唐，凡漢魏六朝皆不可主矣”。陳衍始終認為“論詩固不必別白黑而定一尊”。
“三元”上奉開元，中奉元和，下舉元祐，使宋詩與盛唐、中唐詩成為其詩學體係的組成部分，構成一個詩歌發展演變的鏈節。唐玄宗開元時期的二十九年間，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等詩人活躍於詩壇，創造了具有典範意義的盛唐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同時，從文學發展史來看，儒學思想在這三段詩歌高峰形成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促進了詩人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參政意識，重視詩歌的社會政治作用，並使詩歌在語言上去浮靡綺麗，變為或清新自然，或生峭雄奇；在思想上脫淫靡浮豔的情思，轉向昂揚向上的情感，以風雅精神相號召，並使詩歌以全新的麵貌出現在詩壇。
同光體派詩學宗宋及陳衍論詩都沒有脫離這個宗旨，折中的論詩方式下麵是其真正推尊宋詩的意圖。盛唐的典範意義是萬流所宗，而承上啟下的“元和”突出了新變的意義，成為“元祐”合理化的前提。而陳衍正是在讚同“變”的邏輯下，得出了“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的結論。
陳衍提出“三元說”後，不斷地為這個理論進行補充，以泯除唐宋詩界限，他引袁枚的話說明不當以時代作為劃分詩歌的界限：
清袁簡齋，文人之善謔而甚辯者也。有數人論詩，分茅設蕝，爭唐宋之正閨，質於簡齋。簡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國祚僅三百年耳。不然，趙宋時代，猶是唐也。
陳衍在認同袁枚所論的同時肯定了唐宋詩並不是朝代差別，同一朝中允許存在唐宋詩，那隻能是風格的不同了，而不存在高下優劣之分。但陳衍還是努力突出了宋詩“後出轉精”的高明，力圖出宋詩於唐詩之上，雖然他反複多次地表示過“詩不分唐宋”，以避免露出過分揚宋的意圖：
唐宋詩佳者，無大分別，真能詩者，使人不能分其為唐為宋。使人能分出者，非詩之至者也；自家之詩而已，其次，乃似某大家。
自鹹同以來，言詩者喜分唐宋，每謂某也學唐詩，某也學宋詩，餘謂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然詩之於唐、宋，果異與否，殆未易以斷言也。
同光體派論詩主張“複古以求新”，從根本上說陳衍也不是一個守古不化之人。正相反，他於詩學更看重在前人成就上推陳出新的變化之功。所以，古與新之間的創變在他心目中有更高的價值。另外，陳衍引入“至”作為評判詩歌的標準，將詩歌放在同一標準下進行對比，不再以時代和作者來區別劃分，他認為：
夫學問之事，惟在至與不至耳，至則有變化之能事焉，不至則聲音笑貌之為爾耳。……子孫雖肖祖父，未嚐骨肉間一一相匹敵似。壹壹化生，人類之進退由之。況非子孫，奚能刻意蘄肖之耶？
餘於詩文，無所偏好，以為惟其能與稱耳，淺嚐薄植，勉為清雋一二語，自附於宋人之為江湖末派之詩耳。
在這樣的詩學語境下，學唐詩僅惟妙惟肖在他看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就像他批判明七子一樣“專事摹擬，詩無真性情，不能變化。讀唐詩不必再讀明矣”。所以，每當論及唐宋詩時，他都會強調宋詩對唐詩的變化：
詩極盛於唐，而力破餘地於兩宋。眉山、劍南之詩，皆開天、元和之詩之變化也。
詩人之盛，唐代後以宋代為觀止。蓋宋人詩學，各本唐法，而擴充變化之。卓然成大家者，不甚亞於唐也。
所謂“物極必反”，盛極難再，愈強調唐詩之強，也就愈顯出宋詩變唐的艱難和意義的重大。“不亞於唐”當然是含蓄的講法，但後來陳衍還是將宋詩推到了唐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