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詩至唐而後極盛，至宋而益盛。
由此可見，“三元說”是陳衍推重宋詩的一種方法。由雲龍就認為陳衍“雖不自承為江西派，顧提倡宋詩甚力”，並指出：“蓋欲避俗、避熟、避膚淺，而力求沉厚清新，固非倡導宋詩不可。”而陳衍的“三元說”事實上也起到了推動宋詩的作用。
陳衍對宋詩的推尊是強調其變唐，他對宋詩的接受也是立足於宋詩的這種“變”。王安石變法取消了宋代科舉中的詩賦，詩歌沒有了唐詩的功利性。
經世思想下形成的詩歌觀念，並不代表詩歌本身具有經世致用的效果。陳三立、陳寶琛都具強烈政治願望，但在為政期間幾乎都很少作詩，而在退居林下對政治失意之際才借詩以遣憤。陳衍顯然是看到了這一點，他說：
詩至唐而極盛。蓋以詩取士，如漢代以經學為利祿之途。
餘以為詩者荒寒之路，羌無當乎利祿，仁先精進之猛，乃不在彼而在此，可不謂嗜好之異於眾與？……然之數人者，詩與其人各不同，而負異於眾，不屑流俗之嗜好則同也。
在《何心與詩序》中他更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為，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嚐謂：詩者，荒寒之路，無當乎利祿，肯與周旋，必其人之賢者也。既而知其不盡然。猶是詩也，一人而不為，雖為而不常，其為之也惟恐不悅於人，其悅之也惟恐不竟於人，其需人也眾矣；內搖心氣，外集詬病，此何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覺者，己獨覺之；人如是觀，彼不如是觀也；人猶是言，彼不猶是言也；則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己所自得，求助於人者得之乎？柳州、東野、長江、武功、宛陵以至於四靈，其詩世所謂寂，其境世所謂困也。然吾以為，有詩焉，固已不寂，有為詩之我焉，固已不困。
清代以來的宋詩運動與經世致用思想有著密切的聯係，陳衍本身並不否認經世致用的思想，但是他卻並不提倡詩歌的社會政治功能，甚至多次對文人的大言欺世表示不滿。他說：“書生好作大言，自以為器識遠大，此結習牢不可破”。梁節庵在給王可莊的詩中有“丈夫會須飽天下，豈以瑣屑矜其私。江南百姓待澤久，請從隗始鋪仁慈”，表達了個人濟世扶危的遠大誌向，而陳衍對此的評價卻是“書生喜作大言，亦作詩成例應而也”。鍾嶸《詩品》評曹植曰：“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陳衍不讚同詩文有如此之功效，他認為：“譬以周孔、龍鳳，未免太過。”對鍾嶸的反駁表現了陳衍對詩歌功能的一貫態度。
同時陳衍也對那些熱衷於在詩歌中表現政治熱情的詩歌表示不讚成。例如文天祥的作品，他就不是很喜歡，不僅挑出其中不合邏輯的典故“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還含沙射影地指責說：“論詩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此文人結習也。或以位尊徒眾而覬為大家，或以壽長詩多而覬為大家，或以能為大言托於忠君愛國、稷契許身而亦覬為大家，其實傳不傳不關於此。”表現了陳衍強調詩人的孤寒氣骨，不浸凡俗的精神和追求。
汪辟疆論陳衍的詩歌道：“石遺初則服膺宛陵、山穀，戛戛獨造，迥不猶人。晚年返閩，乃亟推香山、誠齋，漸趨平淡。”似乎陳衍從一開始學詩即從宋人入手，晚年才趨向唐宋融合，將白居易與楊萬裏奉為圭臬。其實未必如此。陳衍盡管承認以黃庭堅和陳師道為首的江西詩派有可取之處，但他還是堅決否認自己喜愛二者，有人讚他師法黃陳，他說：“餘不甚喜山穀、後山，而其工處不可沒，實獲我心。而篇中又言造江西堂奧，未免信日本博士鈴木虎雄之說，餘於他處曾辯之。”他又說：“餘於詩不主張專學某家，於宋人，固絕愛坡公七言各體，興趣音節，無首不佳。五言則具體而已，向所不喜。雙井、後山，尤所不喜。日本博士鈴木虎雄，特撰《詩說》一卷專論餘詩，以為主張江西派。實大不然。餘七古向鮮轉韻，七律向不作拗體，皆大異山穀者。故時論不盡可憑，若自己則如魚飲水，較知冷暖矣”。
顯見陳衍對宋詩的代表詩人黃庭堅和陳師道並非完全讚同，甚至在倡宋詩的同時，明確表明自己尤其不喜歡黃庭堅和陳師道的五言詩，在這一點上他與鄭孝胥的觀點是一致的，對典型風格的宋詩並非完全接受，而是對帶有濃厚唐詩色彩的宋詩更感興趣。
二、宋詩特征的認同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稱：“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對嚴羽的此論，清代以來宗宋詩者顯然不讚同，且多有駁斥之言。陳衍論詩往往有與之對應之處，並且將“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滲透到自己詩論的不同方麵。
（一）“以文為詩”的延展
陳師道最早提出“以文為詩”的概念，他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陳師道並沒有對“以文為詩”給出明確的定義，後來論者遂以嚴羽所說“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綜合起來作為“以文為詩”的表現。
陳衍對以文為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桐城派，即用文章的方式、方法、技巧來作詩。方東樹稱：“漢、魏、曹、阮、杜、韓，非但陳義高深，意脈明白，而又無不文法高古硬劄。”又“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歐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在方東樹看來，詩歌與古文有著內在的相通之理，好詩同樣來自於章法剪裁得當，將“陳義高深，意脈明白，文法高古”這些文章做法的術語用在評論詩歌上，反映了其詩文一貫的觀念。陳衍盡管沒有具體論述“以文為詩”，但他認為作詩與作文一樣，都可以用來記事、言情、寫景，隻是表達方式不同罷了，所以，文章寫得好，詩就能作好；詩寫得好，文章也自然會好。
詩者以言情說理寫景紀事與文同，而所以言之寫之紀之者，與文稍有不同。及其工也，可誦可讀又無不同。所以古者均謂之文。……實則工文不工詩，工詩不工文者，非其未為，即其為之未力者也。
昔人謂曾子固不能詩，是一恨事，殊不然……餘嚐論古人詩文合一，其理相通，斷無真能詩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詩，自周公、孔子以至李、杜、韓、柳、歐、蘇，孰是工於此而不工於彼者。其他之偏勝而不能兼工，必其未用力於此者。
陳衍主張“詩文合一，其理相通”，認為詩與文隻是稍有不同罷了，但隻要達到一定的造詣，“可誦可讀又無不同”，所以他以為“斷無真能詩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詩”者。同時他也以文章的做法來探討詩歌的脈絡，進行詩歌的鑒賞批評，如：
杜陵古詩，往往將後麵意，撮在前麵預說，使人不易看出線索。退之作文之善於蔽掩，即此法也。……《芒碭》十字，似登台語而寓意極微，語切友生……此二句置在未入先帝之前，故無所閡口，而使人不覺，下麵即緊頂先帝好武，敘拓境後，便接以存歿，中間全無曲折，蓋亦倒找勢耳。
由此可見，在陳衍眼中，宋詩的“以文為詩”並沒有任何不妥之處，文即是詩，詩亦是文，因為“詩文合一，其理相通”。
（二）詩“理”的開拓
宋人文學創作中的理性意識較唐人增強，蘇軾等人在詩歌創作中又好追求理趣，尋求一種將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為一體的理趣。如《題西林壁》“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以自然景物寓人生哲理。但是這種傾向發展到後來，就成了“以議論為詩”，並最終產生了錢鍾書先生所批評的宋詩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