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派詩人眾多，然開宗立派則非陳衍、鄭孝胥二人莫屬，由於陳衍的詩論和鄭孝胥的詩歌成就影響甚大，同光體的後學往往以其為師法對象。陳、鄭二人可謂各有所長，陳衍以說詩見長，鄭孝胥則以創作勝出。從《石遺室詩話》中論及鄭孝胥之處看，二人的詩學觀點基本一致。當然各人在具體的宋詩觀不可能盡同，下麵以鄭孝胥、陳寶琛、沈瑜慶三人作為閩派主要代表討論其宋詩觀。另外，林旭二十四歲因變法殉國，其詩學觀與其他閩派成員不同，所作詩風格生澀峭健，不同於閩派大多數成員“唐神宋貌”之特征，錄之於後。
一、鄭孝胥
鄭孝胥（1860-1938），字蘇堪，號太夷，福建閩縣人。光緒八年（1882）舉人。後入李鴻章幕府。光緒十五年（1889）考取內閣中書。改官同知，分發江南。官至湖南布政使，入民國後以遺老居上海。九一八事變後，從溥儀任偽滿洲國總理，聲譽大減。鄭孝胥工詩善書。著有《海藏樓詩集》。
鄭孝胥在清末民初詩壇影響甚大，被譽之為詩壇“射雕手”。當時後輩學詩者往往直接以鄭孝胥為模仿對象，陳衍說“後來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又說：“近來詩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則彼矣。”錢仲聯先生亦說：“近代為海藏一派詩者最多，號稱閩派”。鄭孝胥不是以詩歌理論而是以實際創作帶動宗宋的詩學風尚。
鄭孝胥一生詩風多變，《石遺室詩話》中說他“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模大謝，浸淫柳州，又洗煉於東野……三十以後乃肆力於七言，自謂為吳融、韓偓、唐彥謙、梅聖俞、王荊公，而多與荊公相近”，因此，其宋詩觀從漢魏古詩入手發展而來，取唐韋應物、柳宗元之體格興趣，於宋人獨鍾情王安石。在鄭孝胥的詩學觀念中，唐詩性情是根本，宋詩的體貌中亦要暗含唐詩韻味，方為得法。
光緒八年（1882）鄉試中舉是鄭孝胥詩學觀念轉變的一個分水嶺。早期鄭孝胥對宋詩頗為不齒，他毫不隱諱地表示了宋詩無可取之處。光緒壬午年（1882）他與叔祖鄭世恭論詩時有這樣一段對話：
叔祖忽曰：“昨閑中擬喻有唐諸大家詩。謂少陵如日；太白如月；摩詰如雲，隨地湧出；孟浩然如雪；高、岑如風；孟郊如霜，著人嚴冷，其氣肅殺；昌黎如雷；長吉如電；飛卿詩遠勝義山，在天虹也；盧仝、劉叉等雹也；自初唐至盛唐，如四傑諸公，五行二十八宿也。”餘曰：“未也。韋蘇州之雅淡，在天為露；柳子厚之衝遠，在天為銀河；元、白霧也，能令世界迷漫。自宋以下，則不足擬以天象矣。”相與捧腹大笑。
四時之天象乃萬古長存之物，其具體呈現方式雖有不同，但姿態萬千，各具其美。在此時的鄭孝胥眼中，唐詩的典範意義要遠遠超越於宋詩之上，隻有唐代的大詩人可與自然天象比擬，宋代詩人不可與之同日而語。至於宋代江西派領袖黃庭堅，鄭孝胥對其尚能作較客觀的評價：
餘複謂：“黃涪翁詩，功深才富，亦是絕精之作，特門麵小耳。此譬如富翁十萬家私，隻做三五萬生意，自然氣力有餘，此正是山穀乖處。”
雖然對黃庭堅不乏讚語，“功深才富，亦是絕精之作”，但是“特門麵小耳”則將江西派的風格予以了否定。鄭孝胥認為江西詩派雖強調博學多識，內裏豐厚，但出手卻是沉迷於技法、字麵的“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而沒有漢魏、盛唐詩之宏大氣象。
光緒八年（1882）鄉試中舉之初，鄭孝胥詩學尚以尊崇漢魏古詩為主。他評近人所作古詩道：
近代罕解古詩者。五古尚有佳者，長短句直無其人。往時竊謂長短句高於五古，五古至漢始有，古所傳者俱是長短句。……下至晚唐、宋、元、明諸老所作，則直是近體氣力音節，隻襲其貌爾。
在批評近人那種“貌古實律”的詩歌同時，也表達了他重古詩輕律詩的詩學觀。鄉試後他曾問同年林紓“為詩祈向所在”，當林紓答以《錢注杜詩》和《施注蘇詩》時，鄭孝胥毫不客氣地反問道：“何不取法乎上？”可見，此時他的詩學觀念還隻有漢魏古詩，唐以後的近體在他心目中還沒有什麼地位。
陳衍論鄭孝胥的詩學曆程曾說：“蘇戡詩少學大謝，浸淫柳州，益以東野，泛濫於唐彥謙、吳融以及南北宋諸大家，而最喜荊公”。陳衍所述鄭孝胥之變化，當是鄭孝胥與其交流時的“夫子自道”，此後提及鄭孝胥詩，諸家所論於此往往大同小異。如李肖聃《星廬筆記》稱鄭孝胥：“有海藏樓詩數卷，自謂取境吳融、韓偓、唐彥謙、梅堯臣，而最喜王安石。”邵鏡人《同光風雲錄》：“太夷幼工五古，規撫靈運，三十以後，稍肆力七言，而服膺荊公”。《鄭孝胥日記》中亦不時可見“閱荊公詩，甚可愛”；“閱臨川詩，極可喜”；“閱唐文粹，王荊公詩”；“鈔王介甫詩畢”。鄭孝胥日記論及其他宋人之詩，多是不帶感情色彩的閱書或抄錄，偶爾也有“甚佳”“極妙”之評，但往往一帶而過，唯獨對王安石反複提及，且始終讚不絕口，絕無微詞，以至於“閱宛陵詩，古淡精簡，曠世少匹”，也會聯想到風格相似的王安石，於是“複取王介甫詩看之”。
鄭孝胥對王安石的推重頗引人注目。一則自宋詩形成自身特色以來，後世學宋者大多以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為宗，對王安石如此仰慕者似較少見；二則鄭孝胥晚年失節，與王安石“潔白之操，寒於冰霜”的人品大相徑庭。但事實又確如葉參所稱道：“（鄭孝胥）對王安石尤持滿腔感服與敬意，是以終生奉之不懈，故其作品在可能範圍內，要由形神兩肖方麵而使之幽峭奇響”。
王安石的詩歌以熙寧十年（1078）罷相退居江寧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意氣風發，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以韓孟詩派為尚，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承歐陽修、梅堯臣以來的樸質直露，不重詞采修飾。強調為詩文“務為有補於世”，反對浮華巧飾。後期則在廣泛學習唐人詩歌的基礎上，逐漸改變早期質樸直露的風格，講究新奇工巧，詩風含蓄不露，深婉不迫。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評王安石：“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事實上，恰恰是“與唐人尚隔一關”成為王安石詩歌的最大特色。王安石詩在宋代有“荊公體”之稱，莫礪鋒先生指出“荊公體”的特色是：“既體現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體現了向唐詩複歸的傾向。王安石在建立宋詩獨特風貌的過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最能代表宋詩特色的詩人卻不是他而是蘇黃。”由此可見，鄭孝胥所好之宋詩並非純粹的、完全成熟的宋詩，而是唐宋兼具甚至偏重唐音的詩歌風格。
1889年，鄭孝胥二十九歲時，日記中始有將《宋詩鈔》置於案頭研讀的記載。在誦讀的過程中，日記中的讀後感卻比比皆是對《宋詩鈔》觀念的繼承，如：
吳之振孟舉與呂晚村、吳自牧同選宋詩，孟舉序之，略約：嘉隆以還，尊唐黜宋，實未見宋詩，並不知唐詩也。宋之去唐近，用力於唐尤精，今逐父而禰其祖，亦唐之所吐而不饗矣。曹學佺謂宋詩取材廣而命意新，不事剿襲前人。然萬曆間李蓘選宋詩，取其遠於宋而近於唐者；曹學佺亦雲，選自萊公，以其近唐調。以此義選宋詩，唐終不可近而宋詩已亡矣。茲選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雲。
《詩鈔》稱：乖厓詩，雄健古淡，有氣骨。有《遊蜀中趙氏西園》詩曰：“翻空雅樂催歡處，入格新詩上板初。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亦不乏風趣也。
諸如此類連篇累牘大段摘抄自《宋詩鈔》的文字隨處可見，可見其重宋詩之“唐神宋貌”不僅有閩地詩風的原因，還有《宋詩鈔》的影響。然而，在新的時代環境下，鄭孝胥的宋詩觀漸漸發生了變化，逐漸有了自己的見解。
（一）重詩之性情與以“意”相貫的氣勢。
唐詩尚情，宋詩尚意。鄭孝胥《書韋詩後》闡述了模仿與性情之間，他說：
性情之不似，雖貌合，神猶離也。夫性情受之於天，胡可強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則吾貌吾神，未嚐不可以不似，則為己之學也。
說明了不能得其性情，勉強為之，隻能是貌合神離；如果性情合，即便是不似也有似處。同時他也能漸能接受蘇黃詩歌一氣直貫的氣勢。“蘇黃有如大江，浩漫天壤，所經處皆成名勝，而人隱其利，亦可據以設險。韓昌黎若黃河，然天地內自有此一股勁派，非他力量所及。”認為蘇黃詩內涵豐富，內有後世取之不盡的資源，即“所經處皆成名勝，而人隱其利”，而韓愈詩歌的雄奇奔放，有如大河自上而下，飽含陽剛之勁美。
（二）肯定宋詩之法，重學問但要深入淺出。
1893年12月24日的《日記》載：
李東陽曰：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
李東陽簡單地將宋詩之法歸為“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予以否定。鄭孝胥認為李東陽批判宋詩，否定宋人詩法正好證明了明代詩歌成就不高的原因：“明人心眼中多有此種見地，故令一代夢魘”。所以他指導人學詩途徑時說：
君誠喜此，非用力數年不可。今宜取唐人詩二家，宋人詩三兩家，國朝人一家，置案頭常看之，久又易之；俟極斐然欲作時，便試下筆，務求瘦勁，避去俗氛為主；仍隨時收羅詩料，如是久之，漸有把握，自成藝業矣。
“唐人詩二家，宋人詩三兩家”，可見其胸中已無唐宋芥蒂，“瘦勁”“去俗氛”“收羅詩料”都可略見江西家法。而對學問不足的詩歌，他則明確表示這的確是一種缺陷：
覽戴石屏詩。楊升庵譏其無百字成誦，石屏亦自憾讀書不多，細看誠有此病，其落想下筆處皆欠包孕故也。
因此，他主張為詩者自身不能淺薄，淺人不能為深，而深者則宜出之以淺，反對艱深文字，苦語為詩。“深人何妨作淺語，淺人好深終非深。觀人以此得八九，能辨深淺真知音。”“淺語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正因如此，金天羽認為鄭孝胥的詩歌是“讀破萬卷而不為書累，外疏簡而中含精實。”
鄭孝胥一生詩風多變，反映了其不斷求新的詩學追求，甚至對胡適以宋儒“語錄之體，推行於詩文”他都認為是“但使措辭妙絕，讀者感動，與古何異”。鄭孝胥詩歌之所以成為光宣詩壇最有成就的作者之一，與他詩學觀念之通達圓融密不可分。
二、陳寶琛
陳寶琛（1848-1935），字伯潛，號弢庵，橘隱，晚號聽水老人、滄趣老人。福建閩縣人，出生於一個累代簪纓的名門望族。少年穎悟，十三歲為秀才，十八歲中舉人，同治七年（1868）二十一歲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曆任江西學政、內閣學士、欽差會辦南洋大臣等職。入閣後，以直言敢諫而聞名。光緒十年（1884）因上書言事被黜，賦閑居裏二十五年。晚年曾擔任末代皇帝溥儀的“帝師”。辛亥革命後以遺老自居。有《滄趣樓文存》二卷、《滄趣樓詩》十卷存世。
在晚清民初，陳寶琛是一個有著廣泛影響的政壇人物。他是晚清“清流派”的重要成員之一，與張之洞、張佩綸、寶廷、鄧承修、黃體芳、李端棻、張楷等人或為講臣，或為台諫，相互砥礪，評論朝政。在陳寶琛身上，我們能看到他承繼中興以來理學名臣的傳統，不媚時俗，不畏權貴，敢於直諫，同時也不頑固守舊，注重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改革內政。早年忙於政務，無心為詩。陳三立在《滄趣樓詩集序》中說他：“早歲官禁近，已慷慨以身許國，勇於言事，章疏凡數十上，動關匡拂朝廷、培養元氣大計，直聲風節傾天下”，因而“未遑狃章句求工於詩也”。在罷官歸裏的二十五年，“戢影林壑，係心君國，蓋抱偉略，鬱而不舒，袖手結舌，無可告語。閑放之歲月，遂假吟詠自遣”。所以，在現存的滄趣樓詩中，前五卷為1887至1908年閑居在家時作品，後五卷為1909年召複後至1935年去世時所作，不同階段的作品有著不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