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學者對於浙派在同光體派中的地位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金天羽在《答樊山老人論詩書》敘清代詩歌流派曰：
有清一代，詩體數變。漁洋神韻，倉山性靈，張、洪競氣於輦轂，舒、王騁豔於江左。風流所屆，遂成輕脫。夫口饜粱肉，則苦筍生味；耳倦笛箏，斯蘆吹亦韻。西江傑異，甌閩生峭，狷介之才，自成馨逸。
文中隻提到了同光體派中的江西和甌閩兩支，未提及沈曾植為首的浙派。汪辟疆先生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中以閩贛派為同光體派：“閩贛派或有徑稱為江西派者，亦即《石遺室詩話》所謂同光派也”。又“閩贛派近代詩家，以閩縣陳寶琛、鄭孝胥、陳衍、義寧陳三立為領袖……袁昶、範當世、沈曾植、陳曾壽，則以他籍作桴鼓之應者”。也許因為以閩贛立名，隻好以浙派為桴鼓相應者。但在《光宣詩壇點將錄》中列為天暗星青麵獸楊誌，顯然與作為首領的陳三立和鄭孝胥不是平起平坐的關係。錢基博先生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於“宋詩”一節中也僅將沈曾植附於陳衍之後，列為存目。
錢仲聯先生對浙派很是推重，將浙派作為同光體派主幹之一，並特意說明：“這不是指嘉道以前的浙派，而是指以沈曾植為代表的同光體中的浙派，它和閩派、江西派都不相同。沈的同派是袁昶，繼承者是金蓉鏡，都是浙西人”。將浙派提出與閩贛派鼎足而三。同光體派中，論學術聲譽之隆、學識之廣博，確實無人能過沈曾植。然而在近代詩壇上論者有將陳三立、鄭孝胥並稱“陳鄭”的，有將陳三立、陳衍、陳曾壽並稱“三陳”的，唯獨沈曾植是以學者名世，他在詩壇的名氣實在不能和陳三立、鄭孝胥並駕齊驅。而且浙派在同光體派中勢力也最小，時人中隻有袁昶與沈曾植同調，後學也屈指可數。
但是，浙派的宋詩學與閩贛兩派確實不同，它將宋詩從一個側麵作了較極端的發展，表現出異化的宋詩學色彩。
浙派宗宋詩風源遠流長，從清初開始到清中期，浙派一直在領導著宗宋詩風的潮流。到近代宋詩真正成為時代詩風的時候，浙籍的宗宋反倒邊緣化了。綜觀同光體派的情形，閩浙贛三派首領，他們所標榜的宋詩人是存在共性的，不外是梅堯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而且同光體派的得名也和沈曾植緊密相關：“丙戌在都門，蘇堪告餘，有嘉興沈子培者，能為同光體。同光體者，餘與蘇堪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在《沈乙庵詩序》中，陳衍甚至尊奉沈曾植為“同光體魁傑”。隨著同光體派的發展，沈曾植反倒從“魁傑”退化到“能為同光體”，錢仲聯先生認為陳衍的對沈曾植的態度變化是出於標榜的需要。其實也未必是出於標榜，浙派的宋詩學從開始就與閩贛派走的是不同的發展道路。
浙地宗宋詩派向來有重視學問的傳統。“以學問為詩”也是宋詩的典型特征之一，隻是在沈曾植和袁昶手中，學問的方向發生了變化。從傳統的經、史部取事、集部取法，發展到以釋典為主，釋典中又取其中的僻典，看上去鍾彝鼎纂，五色斑斕，但詩意實在晦澀難懂。張爾田指出沈曾植詩歌的特色是：“公詩以六籍百氏、葉典洞笈為之溉，而度材於絕去筆畦町者，以意為而以辭為轄”。隻是這樣的詩歌連陳衍都會說“餘不能悉”，更何況他人。胡先驌為沈曾植詩之難解辯護說：“先生學問奧衍，精通漢、梵諸學，先生視為常識者，他人鹹詫為生僻。其詩本清真，但以摭拾佛典頗多，遂為淺學所訾病”。無論怎樣，沈曾植之詩確實難解。袁昶詩歌也有腹笥宏富的特點，同樣被認為是“用事遣詞力求僻澀”。因此，沈、袁等人在“以學問為詩”的道路上披荊斬棘、力求生新的時候，形成了過度生澀的特點，使他人在理解詩意時都產生了障礙，更遑論詩的其他功用，故稱其為異化的宋詩學。
一、浙派宗宋的承與變：以學問為詩
清代浙派詩歌在“以學問為詩”上是有著深厚傳統的，其發展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初期以朱彝尊為代表，朱彝尊論詩揚唐抑宋，強調詩歌的“醇雅”。但在強調學問上有向宋詩發展的傾向。朱彝尊認為“學詩者以唐人為徑，此遵道而得周行也”。他批評當時學宋詩者說：“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者乃效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為奇，俚鄙以為正”。他認為詩風當“中正而和平”，詩情當出於“不容已者乎”，主張性情與學問相濟，即“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在朱彝尊那裏，主要是以經史來作詩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