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當世（1854-1904），初名鑄，字無錯，後改名當世，字肯堂，號伯子，江蘇通州人。歲貢生，曾問學於劉熙載，出張裕釗門下，與吳汝綸交遊頗深，續弦為桐城姚瑩女孫姚倚雲，與桐城派亦有著較深的淵源關係；與陳三立為兒女親家，與同光諸人也多有交往。其詩學深受桐城詩派影響，學蘇軾、黃庭堅而能自出麵目。著有《範伯子詩集》《範伯子文集》傳世。
一
有兩個人對範當世文學觀念的形成有較大的影響，其一是興化劉熙載的學術影響和文學觀。光緒四年（1878）正月，二十五歲的範當世與顧延卿前往興化（今屬揚州）拜謁劉熙載，以弟子禮贄見，上所為文數十篇。劉熙載是晚清著名的學者，治學“無漢宋門戶之見”，思想上則“宗程朱”而又能“兼取陸王”，宋明理學是其學術的根基。劉熙載論文重文學與時代的關係，他認為“文之道，時為大。《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為史，則噍殺；強為史則口中單緩。惟與時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要求文學作品能表現時代特色，代表各自的時代精神，主張師法古人，要學古而不要溺古，並以韓愈為例說明“學古能變”才有意義：“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唯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又說“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嚐不自我作古。”詩歌創作要融“我”於古，即“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在範當世拜訪劉熙載的三年後，劉熙載去世。二人交往不多，時間也不久，但對年輕的範當世來說，首次拜見有全國影響的學者，劉熙載的學術思想和文學觀念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劉熙載的教導之恩深念於心，在悼念詩中他寫道：“城郭三年別，門牆一慟深。……黯然值諸子，相對淚沾巾。”“俎豆今來意，諸君興慕愁。師忘胡可倍，道大固應歧……”他的詩學很明顯有得力於劉熙載之處，例如，他評論饒智元詩道：
凡作詩，第一須有我在，若詠古等作，縱無預襟抱亦必處處有當時在，方不浪費筆墨。如此等十國雜事詩，既無我在，亦無當時在，不過選詞結調，小雅之所為而已。初學研摩，藉可多識雅故，然切弗視為不朽之盛業也。
其崇“變”尚“古”，要求詩中有“我”有“時”等均可見劉熙載之影響。
其二是來自桐城派的影響。範當世的另外一位老師張裕釗是桐城巨子曾國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張裕釗於道光三十年（1850）考取國子監學政，授內閣中書。張裕釗本不樂仕進，在京居官兩年，看到國事日非，官場腐敗，遂辭官返鄉，從三十歲起，張裕釗開始了自己的講學和治學生涯。他先後主講於武昌勺庭書院、江寧鳳池書院、保定的蓮池書院等。張氏通經史，精訓詁，為桐城派中期的代表作家。張裕釗對自己文學才能極為自負，曾經說過：“自私計國朝為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較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他對自己的文章充滿自信，認為除了曾國藩外，桐城的前輩姚鼐、梅曾亮等人也未必勝得過自己。張裕釗論文與宋人同調，尚“意”而崇“自然”。他說：“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為之禦，詞為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其意與其詞往往因之而益顯，而法不外是矣……唯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動靜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而其所尚之“意”則源自於儒家的經學精神，要以文為用世之具，“至其施利澤於天下也……其積也厚，其出也不窮”。為文提倡“雅健”，他說：“文章之道，莫要於雅健，欲為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於俗而務為自兢，又或弱而不能振。”所以，隻有雅與健結合起來，才能達到自然脫俗，若是為免俗而自我限製，畫地為牢，則又會導致“弱而不能振”。張裕釗的詩論深受曾國藩影響，尊奉黃庭堅，講求學問和用典，重用字句法。他說自己是“少日苦求語言工，九天九地極溟鴻”。晚年則轉益多師，推崇陶淵明和陸遊，“淵明五言貧更淡，放翁七絕老逾清。閑來試取一編讀，何異魚山聽梵聲。”詩歌由此一變而有閑適淡遠之風。
張裕釗與範當世的師弟情誼深厚，範當世與張裕釗有許多相似之處：三十多歲絕意仕進，一生以講學為主，能夠中西學並重等。張裕釗的文學觀在範當世手中有繼承也有改進。範當世在《與蔡燕生論文第一書》道：
為文之道，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去矣。布帛菽粟，平實說來，不必矯揉造作，以求波峭，則所見某某君之病又去矣。
認為文章當求“意雅”而不是“字雅”，反對刻意追求波折生峭而矯揉造作，主張文章要隨著時代而變化，“氣機順而變化興焉”，同時要求文學作品有所謂的儒者氣象：“定有一種淵穆氣象，望而知為儒人之盛業，與雜家小說不同。”
二
縱觀範當世的一生，有兩件事是他生活的轉折點，決定著他此後生活道路的選擇，也是他的宋詩觀發展變化的關鍵點。
一個是光緒十四年（1888），範當世三十五歲那年，因為九上鄉試而不第，遂絕意仕途。據範當世所述，他無意於科舉的時代似乎更早。在《與張幼樵論不應舉書》中他說：“當世自二十歲不與於學政之試，則不複致力於時文。遇有故而後作，亦曆年而頗殊，或頗以自驗其盈虛，而並未嚐留心於得失。遇試則試，更無牢騷。”又說“一國有一國之所私，一家有一家之所私，苟有所守出而爭之，從古聖賢不以為怪也。當世自從讀書識時務，不可奈何而謀所以，但娛其身者若此，故此外皆不複措意。”範當世說自己二十歲時就不再致力於科舉之文，所以“遇試則試”，試而不中也“無牢騷”。範當世的詩文集乃其生前手定，現存最早的詩作始於光緒四年（1878），也就是拜訪劉熙載的那一年。從光緒四年（1878）到光緒十四年（1888）七月決意退出科舉的這段時間中，他所存詩不過百首左右。而他的絕大多數詩歌是絕意仕途之後所作。這時他的詩歌風格，已頗具宋詩風味。雖然尚無強調學問化的傾向，但表現出的議論風生，直指時弊已見端倪。如《餘東道中》的：“鹽官俸美高衙在，刺史城遙百姓忘。父老不憂民氣悍，於今世亂失湘鄉。”雖然今存詩中尚不見僻字僻典，多清雅之氣，但其詩中提到“難字相爭聊複爾，奇文雖賞不為雄。正當搜索臨歧語，那有前宵夢更同”，可見以詩爭奇鬥險之風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