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二月到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十月在李鴻章幕府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階段，也是導致此後詩學觀念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前，他對詩歌的功能頗看重，多次強調了詩文具有經世之大用。“窮如至死惟填壑，天不憐人莫暴尪。畢竟詩書能飽腹，少年須作萬夫強。”詩中暢論國事且充滿有誌難達的悵惘之情，如《不堪》：“水師伐鼓聲猶壯，舟子彈弦韻轉悽。我已無端橫涕淚，不堪蘆雁再三啼。”同時還對不滿以詩論時務的詩友提出了不同意見：“燕生香海同遊甘棠湖之煙水亭，論詩頗洽而語及時事，乃必不能諧。香海不複願聞，輒拉觀其壁間舊題而索和焉。餘即依韻笑作二首，一譏香海不識時務，一並以吾州之水西亭傲此湖也。”所以，陳三立撰《範伯子文集跋》還對他這種“好言經世”的習氣略加戲謔：“君雖若文士，好言經世，究中外之務。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踐之”。自曆甲午之變，離開李鴻章幕府後，範當世遂投身到教育，對詩文的功用重新有了認識，盡管其中不乏憤激之言，如“貧賤幾何身已老，文章無用臭相關”，但他不再將詩文看做經世幹時的有用之具，“空能言語似蘇黃，真到古人亦安用”。他回顧曆史，認為即便“言語似蘇黃”，也是一樣的無補於世。
三
論及自己的詩學經曆時，範當世道：“初聞《藝概》於興化劉融齋先生，既受詩古文法於武昌張廉卿先生，而北遊冀州則桐城吳摯父先生實為之主。從討論既久，頗因窺見李、杜、韓、蘇、黃之所以為詩，非夫世之所能盡為也。”汪辟疆在《近代詩人小傳稿》稱範當世詩淵源亦沿其自述：“獨力於李、杜、韓、孟、蘇、黃為多，故能震蕩開合，變化無方。”可見範當世的詩學思想深受桐城派影響，較早地認識到“李、杜、韓、蘇、黃之所以為詩”，不以唐宋劃疆辟界。範當世的宋詩觀與同光體派其他人有著共同之外，也有著鮮明的個人特色。
（一）“布衣詩人”的文學觀
範當世是同光體派大家中唯一以布衣終其一生，而以詩文名世之人。陳詩曾評論範當世說：“文學桐城，詩肖宋人，以布衣名滿天下。”指出範當世詩文的淵源之外，特別說明了其“以布衣名滿天下”。同光體派領袖人物多為官宦，範當世以諸生而終老的身份，其詩學思想帶有明顯的文人氣質，與同光體派的其他成員有所區別。他對韓愈、歐陽修貶低文人的態度感到悲哀：“韓歐一世勤文字，卻把文人一掃空。此語荒唐人不解，可憐千聖泣途窮。”在《課鄉弟子約》中道：
當世蓋竊聞之矣，學所以學為文，《語》《孟》、六經莫非文也。
並因此而確定了由文以達經的治學途徑：
文之盛者不可以猝焉，由其近者通之，變而為《莊》《騷》，博而為《史》《漢》，泛濫淫溢而為《選》，狷潔自喜而為八家，八家往而經義興焉。
早在光緒七年（1881），在為劉熙載所寫祭文中他就曾道：“先生之學，獨為乎程朱之難而深求乎孔孟之際，當世自度終身不敢望，而亦不敢自以為不智。”他在詩中也常結合世變批評拘泥於章句的儒者，“六籍英靈葬死灰，馮虛喚得幾聲回。弦歌已落伶人手，豈憶尼山學道來。”這陳衍雖然也認識到了詩歌幹涉社會的功能減弱了，但還是從“變風變雅”的角度來強調了其具有反映現實的功能。而且晚清大多數詩人對於詩歌在曠世巨變麵前的無力應對已深有體會時，還是對以理學為主導的文化思想持一種肯定態度。
同治中興以來，新政和變革的呼聲甚囂塵上，非但沒有動搖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反而更強化了儒家文化的治國之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法充分證明了士大夫階層對自己所守信念的堅定固守。範當世也並非自始至終對皓首窮經於儒學不滿。光緒十一年（1885），他在《南菁書院記》中還對有清以來儒學之用給予了讚揚：
今之事變，前代所未有，蓋時務方興而儒者左矣，要其所以不振，豈為攻乎夷狄者少哉？獨少吾所謂儒人者耳。……而本朝聖人經營之天下，事事足以萬年，不能不歸咎於儒術焉。……然使國家猝有緩急，則又有起乎壇席之間，而瑰乎立蓋世之功，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哉。
隨著國事日非，他在憤激之下便有了直接的譏諷儒學無用之言：“嗟乎！餘嚐發憤，以謂中朝士大夫之所學，不足禦外侮而強國，舉天下之空文而盡可廢也。”“竊觀於今日之勢，蓋不特時文之末流處於當廢，即士大夫間所傳之古學，亦必且有中曠之一日，而更待百年而後興，此在深心遠測者，類能言之。”範當世於此強調的是事有輕重緩急，國難當頭之際，那些“硜硜之才，不能改趨於有用之途，而仍退然自畫於無用之地，此真所謂窳敗可笑之人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會“追念我先師曾文正公儒言儒行，身致太平，而又惕然以不學為恥”。稱道曾國藩的雄才大文：“作者天人去不還，世間餘我小偷閑。懷風黯黯青燈字，負雪嵬嵬白下山。”後來當範當世致力於西學之際，在《答桂生書》中甚至稱：“然即君所求於我之文，亦故我而非今我。我之今日，乃獨皇然於西學之合乎天理，周乎人事，而視我向者之所為幾不成其為學。”範當世在作今昔對比之後，認為昔日所學無用於世，西學才是“合乎天理，周乎人事”的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