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事治詩出自韓愈的：“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韓愈說自己“餘事作詩人”，是將詩置於複興儒學、倡導古文之後以外。宋人對韓愈的“餘事作詩人”就分別有三種理解。一種認為這是創作動機上的不同，即一為主要創作，一為輔助創作，輔助乃主營“之餘”。如同稱詞為“詩餘”一樣，認為這裏的“餘事作詩人”是以作文為本，而以詩為其緒餘。歐陽修就做過這樣的解釋：“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嚐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蘇籀的《欒城遺言》中亦有類似的記載：“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另一種解釋則以“餘事”為學問之餘，即在治學修業之餘作詩。費袞就說過：“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為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遊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為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第三種則以詩為功業之外的餘事。如晁補之就認為宋人寫詩多出於嗜好而已，所以詩在宋代隻能是“餘事”，“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所以往往“少達而多窮”，由此也造成詩學上“窮而後工”之說在宋朝的流行。在宋人的詩歌中，“餘事作詩人”也屢見不鮮，其中以上三種見解混雜其中。如“寫出禪家有眼句，不妨餘事作詩人”，“猶及殘春追勝賞，不妨餘事作詩。”“敬義兩夾持，師友交磨礲。餘事作詩人，母顓鎪句工。”
清代以來，在宗宋詩人身上“餘事為詩”之說連綿不絕，對“餘事”的理解亦不出宋人範圍。錢謙益雲：“……乘化遊縱浪，樂盡付冥默。能潛乃龍性，可諫匪鳳德。餘事作詩人，遺名隸酒國。……”朱彝尊在《白香山詩集序》中道：“餘好為詩，尤喜讀古人書，嚐以為詩者載道之文。言若止嘲風雪，弄花草，則於六義盡去矣。其後觀唐書至白公樂天傳，公所言往往與餘合，因愛讀其詩不輟，乃知公立身本末無不合乎道，特餘事作詩人耳。”鄭珍《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詩韻約課詩於餘和之》：“作詩誠餘事，強外要中歉。膏沃無暗檠，根肥有新豔。”要求詩人重視學問，並以之為根本，持論不離“學人之詩”的主旨。
晚清民初，“餘事治詩”幾乎成為論詩的常規褒語，在同光體派諸人身上則尤其突出。陳衍論沈曾植道：“乙庵博極群書，熟遼、金、元史學輿地，與順德李侍郎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若不屑措意者”。孫德謙道：“先生譽馥區中，道軼萌外。詩為餘事，豈僅藉此而傳”。錢仲聯稱陳衍：“丈故學者，詩特餘事。然所著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衡量古今，不失錙銖，風行海內，後生奉為圭臬”。陳曾壽《挽李猛庵丈》：“先生北學宗，藝事特餘玩。”汪辟疆論李慈銘：“餘事為詩竟不群，別才非學總難論。”徐世昌評雲：“文忠經世之才，餘事為詩，緣情賦物，靡不裁量精到，中邊俱澈，卓識閎論，亦時流露其間，非尋常詩人所及。”陳三立在《人境廬詩草跋》中道：“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才思橫軼，風格渾轉，出其餘技，乃近大家。此之謂天下健者。”鄭孝胥日記載自己《訪西題詩二絕》之一：“文忠餘事為真楷，意理端詳事不如。嘉道同光風一來，士夫但自重公書。”胡先驌《海日樓詩跋》讚沈曾植：“先生之學，海涵地負，近世罕匹，詩詞籍以抒情，固其餘事耳”。以上諸人所論，無論詩歌是學問之餘還是功業之餘，總之都以為詩是微不足道之小事，而絕不以詩人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