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學接受的研究，最主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其外部環境，一是其自身的詩學選擇。此兩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並且處於不斷的變化過程中。研究同光體派的宋詩學也不外乎抓住此兩點，解析他們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而深入了解詩學接受的本質原因。
同光體派的產生、發展、變化都與其詩學源頭的選擇相關。道鹹宋詩派進入同治朝的詩人才是其認可的宋詩近源，可見“同光”之“同”字絕非沒有意義。筆者以為“同”字所指示的“同治中興”是這一問題的關鍵。同治中興所導致的國家政治、文化發生了方向性的轉變，對於生活於其中的文人士大夫階層來說，他們接受了“同治中興”文化精神，並以文化的傳承者和發展者自任。他們對文化精神的風氣流變有著天然的敏感。在晚清民初這樣的曆史時刻，一種源自宋代的文化精神自始至終與他們氣運相通，使他們深刻地感受到宋型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同光體作家成長於“同治中興”期間，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危機四伏但充滿生機、積極向上的國家形象，所以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充滿希望。和平而又相對自由的環境，讓他們以文人的感性和想象把宋型文化精神埋在自己身上，生根發芽。在年少氣盛的成長階段，他們以功業自詡，倡言議世，視詩學為小道而不屑於為之耗費心力。為了能夠像中興名臣那樣效力於國家，他們不乏科舉之路上的應和時風，詩學上也曾有過“墨守漢魏盛唐”的階段。隨著中興之光漸淡漸暗，“內斂而廣大”的精神使他們更感到國之衰落是文化不振的結果，宋詩的“議論”“說理”“詩史”“學問”，讓他們感到自己能夠借此種形式擔當起一定的文化責任；宋詩的“自持與自適”功能又能夠讓他們能夠排遺幽憤。
然而，辛亥革命徹底切斷了他們自以為重任在肩的文化命脈，已經根深蒂固的文化精神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揮之不去，堅持道義氣節讓他們作出了前朝遺民的選擇。無論怎樣，詩學經驗在前所未有的時代之變麵前不得不趨向分化，同光體派隨著此前的發展慣性，在民國初年走上一個短暫的高峰後迅速地回落了。
由此可見，由於文化相通而對宋詩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情感認同，同光體派的宋詩學表麵上是以宋詩為目的的詩學追求，實質上卻是以宋型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精神的全麵繼承，正因為如此，同光體派的宋詩學在宋詩學研究史上也就有了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