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體派的全盛期處於十九世紀末。正是西方的文學、文化思潮伴隨著武力侵入中國之時，同光體派作家們身為傳統的士大夫，將異質文化伴隨著武力侵入看做是對自己所屬文化體係的侮辱和挑戰。當中國在抗擊侵略戰爭失敗的時候，他們相信中國是輸在了技術層麵的槍炮船艦上，同時也更堅定地認為，隻有傳統文化的複興，才能挽救中國，這就是前文所述同治中興的文化意義。麵對這種情形，有識之士紛紛起來以複興傳統相號召。張之洞在上海強學會的章程中寫道：“中國之弱，由於學之不講，教之未修，故政法不舉。今考鑒萬國強盛弱衰之故，以求中國自強之學。今日學校頹廢，士無學術，隻課利祿之業，間考文史，不周世用。”鄧實等人組織的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他們認為“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學也者，政教禮俗之所出也。學亡則一國之政教禮俗均亡，政教禮俗均亡，則邦國不能獨峙。”他們都試圖將學術作為保衛國家、強盛民族的必要條件。
同光體派幾位領袖人物都是這樣堅定的傳統文化守衛者。同治中興使他們看到了文化在國家民族複興中的重大作用，並且以文化傳承者自任。隨著國家一天天走向衰落，他們認為，正是傳統文化的失落，才導致國家衰落，禮教秩序混亂，使人心渙散、國家沒有凝聚力。因此，他們對文化傳統和禮教秩序滿懷敬意，並以之為衡量事物的準則。在個人方麵，他們重視節操，不斷地以品行自勵。沈曾植說：“巧慧之人，善揆人情，然難以申述情愫也，當勵我風操。”在國家方麵，反對僅依“謀利”作為強國之手段，提倡“仁義禮智”，“今日天下眼光，無智愚賢否，止注在義利一處，仁禮智或姑置之矣。愚不肖一生事業，止以謀利了之；賢智一生事業，亦止以不求利了之。此紫陽生今，必另有一副手眼，切不可作自了漢”。歐陽竟無論陳三立說：“得誌則改革致太平，不得誌則抑鬱發憤而一寄於詩，乃至於喪命。徹終徹始，純潔之質，古之性情肝膽中人，發於政不得以政治稱，寓於詩而亦不可以詩人概之”。吳宓則別具眼光地指出了義寧陳氏的文化意義：“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據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認為陳三立一家之言行，不是個人的行藏出處，而是“據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的一個載體，他們肩負著中國文化和學術的曆史使命。
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等人在同治、光緒時期的新政中都表現出強烈的政治熱情和革故鼎新的意願，說明他們並非頑固守舊之人。但在辛亥後，除陳衍外，同光體派的幾位領袖都不約而同地作了遺老，這反映出了他們的價值取向。在他們心目中，自己所承擔的文化責任與封建王朝是不可分割的。沈曾植公開表示自己願意為這種文化價值而獻出生命，一方麵突出了個人的節操要求，另一方麵也是文化失落的悲憤之言：“武昌革命軍起……辜湯生欲北上援於某巨公，公（沈曾植）握其手嘅然曰：‘豺虎縱橫，去無幸理，慎自葆。我輩當圖共死之道，來日大難，自有同死之時也’”。陳三立對故國的懷念使他對與故國相關的外在形式也有著一種依戀之情。辛亥後陳三立猶留辮發，“嚐至張園，有革黨欲強剪之，伯嚴叱曰：‘必致若於捕房，囚半年乃釋。’其人逡巡逸去。”在陳三立眼中，已經把辮子和個人的節操大義聯係在一起，成為自己留戀故國的情感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