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山地特別需要的工業品，又貴到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在重慶，1匹蘆雁白布隻要348斤大米，到川北山區卻要700斤以上。1條上海毛巾，運到山地就值好幾十斤大米。”
“在西南區，距離百多裏的鄰近縣份，物資交流就這樣困難，和外省、外區的交通，就越發不容易了。華北、華東都需要西南供給許多東西，因為運輸困難，許多應該供應的東西都運不出去。”
“1950年，上海急需糧食，當時西南準備了4億斤大米，隻是因為運輸不便，不能全部運去。西南需要上海的工業品，但上海的商品不能直接運來，必須繞道徐州、鄭州、西安、寶雞轉成都。”
“西南的交通困難，阻礙了西南人民經濟生活的上升，影響了西南工業的發展，也阻塞了全國物資交流的正常進行。”
“交通閉塞也是四川農村破產的原因之一，同時阻礙了城市工業的發展，所以很久以來，四川人民一直渴望在這裏修築一條鐵路，並曾經為了築路出了不少錢，流過不少血。”
中央領導都審讀了四川地區行署的報告，而當時中央主要考慮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單就鐵路來說，至少有兩條亟待開工：一是剛成立的海軍提出修建從山東藍村到煙台和浙江蕭山的鐵路，以備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將軍給中央打了四五次報告，請求加快對寶蘭、蘭新鐵路的修建，以鞏固西北邊防。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因此，當鄧小平趕赴北京向毛澤東請示時，毛澤東回答說：“你能說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說不服，那就暫時擱置。”
當時鄧小平用三條理由說服了毛澤東：
第一點，四川交通閉塞，政令不暢，古人雲：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為西南首省，不修鐵路不利於政令暢通。
第二點，重慶、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鐵路，不僅可以帶動四川乃至西南百業興旺，還可向全國提供優質大米、豬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無。
第三點，中國人還從未自行設計、自行施工修建鐵路，如果成渝鐵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國的國際聲望，又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廠訂貨充足，加快工業發展。
鄧小平說了這三點後，他接著說：
我們還麵臨著很大的困難。我們隻好集中力量辦一兩件事，絕不能百廢俱興。成渝鐵路一開工，不但可以帶動四川的經濟建設，而且可以爭取人心，穩定人心，給人民帶來希望。從政治大局著眼，從整體帶動工商業恢複入手，建設新西南的工作。
毛澤東聽了鄧小平的三點理由，他也考慮到，成渝鐵路溝通巴蜀，同時也確實是四川通往貴州及華南地區的重要通道。
毛澤東同中央、政務院多方組織會議，最後終於下定決心，作出批示：
修成渝鐵路，先期啟動資金撥2000萬公斤小米工價。
當時建設成渝鐵路，是在經濟和設備都相當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的。鄧小平回到西南後，他同劉伯承商議，由西南軍區抽調所轄部隊組成軍工築路隊，開始先期的鐵路建設。
鄧小平說，我們調出一部分部隊參加建築，也是為著替人民少花一些錢，把鐵路建設起來。
鄧小平又把這個意見上報毛澤東，說明在經濟困難的條件下，先用軍隊來修築成渝鐵路等幾條路線的做法的必要性。
毛澤東聽後認為這個意見是正確的，當即批示：
甚為必要，望即著手布置進行。
1950年3月21日，中央成立“重慶鐵路工程局”。並確定了沿線9個工務段和成都工程處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安排，接著就用武裝護送工程人員到各自工作崗位的所在地，以防土匪和特務的侵害。
1950年5月，中央批準了劉伯承、鄧小平、賀龍提出的築路方案，並專門調撥了1億公斤大米，作為工程的第一次投資。
1950年6月15日，被擱置半個世紀的修建成渝鐵路工程決定重新開工。
所有中國人意識到，成渝鐵路將會在中國鐵路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將是新中國自行修建的第一條鐵路。
賀龍組建鐵路工程指揮部
1950年秋和1952年秋，劉伯承和鄧小平先後調離西南，賀龍成了西南地區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抓經濟建設工作上。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澤東就指出：
一野4個兵團35萬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年初準備分兵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
因此，賀龍從擔任西安軍管會主任期間，就積極進行入川準備。他從西北地區抽調了6000餘名軍隊指戰員和地方幹部，集中在山西臨汾作南下準備。
賀龍還從晉綏軍區抽調一些幹部，化裝成商人、老百姓到西南偵察，了解政治、軍事、經濟情況。
7月16日，毛澤東指示：
劉伯承、鄧小平率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到重慶地區；賀龍率10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鄧、賀組成西南局，經營川、滇、黔、康四省。
西南地區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區逐步把工作重點轉到經營西南，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進行經濟建設，以及建設現代化國防軍上來。
賀龍進成都不久，他就指示軍管會，在成都平原周圍興修水利工程，發展農業生產，並派部隊參加搶修都江堰，親自寫信對施工部隊進行鼓勵和慰問。
賀龍進一步了解到，四川境內山高水險，交通不便，自古被稱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交通不便，不僅影響到與全國的聯係，而且嚴重地影響了四川經濟的發展。
新中國一成立，在國民經濟恢複與建設的藍圖上，關係國計民生的交通和鐵路建設便擺到了突出的位置上。政務院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說：
毛主席、中央所有領導都希望中國有鐵路，中國鐵路太少了，兩萬多公裏，一半多在東北，1949年解放時大部分鐵路都破壞了，1950年一方麵抗美援朝，一方麵修鐵路，這些鐵路都在修。
在賀龍、鄧小平向中央提出修建成渝鐵路的報告後，中央很快就批準了。由此，新中國成立後，決定修建的第一條鐵路，就是成渝鐵路。
賀龍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肩負著領導軍隊和地方的雙重任務。而建造成渝路，必須調動軍隊和地方兩種力量，所以，修路的重擔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賀龍的肩上。
1950年6月成渝鐵路開工時，賀龍從西南軍區抽調了3萬官兵作為骨幹，又在地方動員了10萬民工，組成了一支築路大軍。
為加強領導，賀龍組建了由西南軍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鐵路局參加的鐵路工程指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