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固《漢書》所記錄的不過二百四十二字的這段話中，晁錯四次說到“術數”，一次說到“聖人之術”。關於晁錯所說的“術數”，唐代學者顏師古在注解中引述張晏的說法，是“刑名之書也”，又引臣瓚的解釋：“術數謂法製，治國之術也。”顏師古讚同臣瓚的說法。現在看來，對照晁錯以下所說“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大約將這裏所謂“術數”解釋為“治國之術”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晁錯所說的“人主知所以臨製臣下而治其眾，則眾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也正是“治國之術”。
對於上述四點，也就是“所以臨製臣下而治其眾”，“所以聽言受事”，“所以安利萬民”，“所以忠孝事上”，晁錯都以為太子劉啟知之不深，有所不足，所以說“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曆任太子舍人、門大夫、博士的晁錯當時對於太子劉啟才識能力的判斷，可能是比較準確的。
通過晁錯的議論我們知道，太子劉啟是比較重視讀書的，“皇太子所讀書多矣”，但是從晁錯的角度看來，卻存在不能夠真正理解其政治內涵的問題，對於其中的治國方略，亦關注不多，認識不深，就是所謂“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晁錯批評說，這就是“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讀書雖多卻未能深刻領會其精神，正好比雖然勞累辛苦，卻沒有實際效率。
晁錯還說到，“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這樣的評價，使我們對於少年劉啟的性格和才質，可以有比較生動而真切的認識。看來，劉啟天資比較聰敏靈慧，性情也比較活潑自縱。這正是那位能夠“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的皇太子。
“馭射”，也就是“禦”和“射”，“射”，是射箭。“馭”，或“禦”，是駕車。“馭射”作為具有競技運動性質的“伎能”，都曾經是儒學正統教育的“六藝”的基本內容。但是作為一個大一統專製帝國的儲君來說，隻是“馭射伎藝過人絕遠”，與作為成功帝王的條件相比，是距離甚遠的。不過，我們可以推知，自晁錯“為太子家令”之後，其學養和識見一定對於劉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所謂“以其辯得幸太子”，以及“太子家號曰‘智囊’”，都可以說明這一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