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忍痛殺晁錯希望能夠平息叛亂，但是劉濞卻並不因此罷兵。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載，晁錯已死，謁者仆射鄧公為校尉，在抗擊吳楚叛軍的軍隊中擔任指揮官，從前線歸來，上書言軍事，漢景帝親自召見，問道：“你從可以接觸到吳軍的地方歸還，知道對方最新軍情，他們得知晁錯已死，將要退軍了吧？”
鄧公答道：“吳國策劃反叛已經數十年之久，因削地而終於爆發，雖然以誅晁錯為名，其真實意圖其實並不在於晁錯。晁錯死後，臣擔心天下之士將噤口而不敢發表政見了。”
漢景帝問：“為什麼呢？”
鄧公說：“晁錯擔心諸侯強大不可扼製，所以建議削地以尊京師，這實際上是有利於漢王朝鞏固萬世之基的正確方針。但是計劃剛剛開始實行，就陷於殺身之禍。晁錯的遭遇，於內封忠臣之口，於外則為諸侯報仇，臣私下以為這是陛下不能不承認的失誤啊。”
漢景帝沉默許久，長歎道：“你說得對，我內心其實也有所悔恨。”
事後漢景帝將鄧公提升為城陽中尉。
漢景帝此時即使有所悔恨，也已經來不及了。當時的形勢是，吳楚叛軍兵鋒淩厲，席卷淮河南北，又旄頭西向，京師為之震動。而膠東國、膠西國、菑川國、濟南國軍隊合力攻齊，對齊國都城臨菑形成鐵圍，齊魯大地曆代文化積累和漢文帝以來經濟恢複的收獲也毀於兵燹。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述了吳王濞叛軍中周丘在下邳（今江蘇邳縣南）、城陽（今山東莒縣）等地大破漢朝政府軍的故事。
周丘是吳王劉濞的賓客。吳軍起事，未渡淮水時，諸賓客都分別得到將、校尉、候、司馬等職任，隻有周丘不得任用。周丘是下邳人，亡命於吳，終日飲酒，毫無專長，不為吳王劉濞看重，因此沒有任命。周丘進見劉濞，說道：“臣因無能，不能效力軍中。臣不敢得到統領部隊的職權，隻是希望得到一漢節，一定可以對君王有所報答的。”劉濞於是答應了他的請求。
周丘得到漢節，連夜馳入其故鄉下邳。當時下邳得知吳王反叛，全城守備森嚴。周丘以漢節得以入居傳舍，以漢使者的身份召見縣令。縣令來見，周丘命令從者立即將其斬殺。又召集其家族親戚所熟識的縣中有才幹有影響的吏員，對他們說：“吳國叛軍即將兵臨城下，屠下邳城不過隻是一頓飯的工夫，如果現在歸從，全城老少都可以得以保全，你們這樣的能者，還有封侯的機會。”因周丘的煽動，下邳全城投降吳軍。周丘一夜得三萬之眾，他派人歸報吳王，並率領這支部隊北上攻略城邑。兵臨城陽時，部眾已經多達十餘萬，大破城陽中尉軍。
漢景帝委任鄧公為城陽中尉，可能正是因為原先的城陽中尉已經陣亡的緣故。如果鄧公原來就是城陽中尉屬下的校尉，那麼可以推知，漢景帝一定較為具體地從鄧公口中得知了城陽中尉軍大敗於周丘軍前的實際戰況。
吳楚七國的反叛，形成西漢時期最嚴重的內亂。西漢王朝經曆著最嚴峻的政治考驗。
吳楚叛軍西犯，形勢最為危急之時，距離劉邦受封為漢王五十二年，距離劉邦於垓下之戰徹底擊敗項羽，在氾水之陽正式稱帝四十八年，距離劉邦破黥布，擊滅陳豨，安定天下後終於逝世四十一年，距離劉邦老臣聯合平定呂氏之亂，漢景帝的父親代王劉恒入主長安三十六年。漢高祖創立的帝業，漢文帝傳遞的權位麵臨嚴重的威脅，漢王朝的政治權威麵臨狂暴的挑戰。可以想見，漢景帝當時承受著怎樣的精神壓力。
在這危難之秋，漢景帝想起了父親生前的囑咐：“一旦形勢危急時，周亞夫是可以擔當軍事重任的。”
麵臨吳楚七國之亂，漢景帝任用周亞夫為太尉，作為最高統帥，往東方平定叛亂。
太尉周亞夫受命率三十六將軍平定吳楚之亂。
出征前，周亞夫請示漢景帝：“楚兵剽輕，難與爭鋒，我準備放棄梁國，斷絕叛軍運糧道路，以此製敵，當獲全勝。”漢景帝批準了周亞夫的計劃。
關於“楚兵剽輕，難與爭鋒”的說法，體現了當時吳楚軍力強盛的事實。所謂“剽輕”，也是當地文化節奏的寫照。揚雄曾經說到吳楚地方民氣，有“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的話，強調其民風剛悍，不可以輕視。《荀子·議兵》中，早已有楚人“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的說法，形容其軍隊機動能力之強。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同樣的說法則寫作“輕利僄遬，卒如熛風”。《淮南子·兵略》關於戰國時楚國之強，又有“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鎩短鏦，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的描述，其中所謂“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形容了楚軍作風之疾利。
司馬遷在《史記》中還多次記錄了西漢時人對於楚地風俗驃悍以及楚人軍勢剽急、運動神速的評價。例如，《吳王濞列傳》說，劉邦當年“患吳、會稽輕悍”，曾經對當地風習有所顧慮，於是有心封“壯王”以鎮之。《淮南衡山列傳》也說到“荊楚僄勇輕悍”。《貨殖列傳》也寫道，西楚“其俗剽輕”，南楚“其俗大類西楚”。《三王世家》也可見所謂“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越荊剽輕”以及“剽楚庶民”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