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多有學者以為漢初批判秦時苛法，以“無為”原則執政，視當時為黃老之學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其實，在漢初標榜黃老“無為”政治的另一麵，是對秦代法製的繼承。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史記·禮書》既說‘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傳》又說‘孝文本好刑名之言’，當時的道家與刑名，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有相當親近的關係。西漢前期，一方麵推行無為政治，一方麵又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嚴刑苛法，這樣的政治，與當時作為指導思想的黃老學說也是一致的。”“道家與名家、法家，本來就有極密切的關係。”“在黃老學說的統領下，法家思想在西漢前期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漢初法家思想曾經對政治中樞有比較顯著的影響。《史記·儒林列傳》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例如“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為人峭直刻深”，史稱“明於世務刑名”的晁錯，被漢文帝任命為太子家令、中大夫，太子集團號曰“智囊”，“善錯計策”，在漢景帝時代更大受信用，據《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載，“常數請閑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漢書·晁錯傳》記載，晁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製臣下而治其眾，則眾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在不過242字的這段話中，晁錯四次說到“術數”，一次說到“聖人之術”。關於晁錯所說的“術數”，唐代學者顏師古在注解中引述張晏的說法，是“刑名之書也”，又引臣瓚的解釋：“術數謂法製，治國之術也。”顏師古讚同臣瓚的說法。現在看來，對照晁錯以下所說“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大約將這裏所謂“術數”解釋為“治國之術”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晁錯所說的“人主知所以臨製臣下而治其眾，則眾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也正是“治國之術”。這種“治國之術”，有濃重的法家思想的色彩。
又據《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張歐“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事實可能確如呂思勉所說，“《自序》曰：晁錯明申、商，蓋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則夙受此學，故文帝於晁錯，雖未大用，頗聽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
自儒學地位上升之後，其他子學走向衰微，法家也受到貶抑。《漢書·禮樂誌》說：“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複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
雖然法家“不傳”，而“民臣莫有言者”，即公開的宣教受到局限，但是其思想對於執政者的言行依然形成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