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卞壼傳》：“庾亮將征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征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複經年，為惡滋蔓，不可複製。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也說明漢景帝時事為後朝政治家重視並效法。
關於帝王節儉的典範，《晉書·慕容暐載記》也說到“孝景宮人弗過千餘”。
至於漢景帝時代刑罰製度的改革，《宋書·孔琳之傳》載有孔琳之的評論：“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製，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曆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
《舊唐書·馬周傳》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台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舊唐書·崔祐甫傳》記載崔植的說法：“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鹹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舊五代史·唐書·李琪傳》也有這樣的話：“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這些言論文字，都反映了漢文帝和漢景帝執政時期政治的安定與經濟的繁榮，成為後人向往的盛世的典式。
《宋史·王廣淵傳》說，宋英宗為太子時，王廣淵與其有親昵之交，即位後，任以高位。諫官司馬光進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托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司馬光傳》也記載了這一批評：“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明史·楊士奇傳》說，“帝監國時，憾禦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眾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這裏所說的衛綰故事，見於《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噍嗬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嚐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衛綰事文帝，拒絕與太子劉啟也就是後來的漢景帝交結，於是被司馬光稱作“忠臣”的典範。而後來漢景帝不記舊嫌，對於這種“忠實無他腸”的政治風格的充分理解和信任，也得到後人如楊士奇等的熱情讚許。
一般以為，漢文帝、漢景帝是在曆史上久享盛名的明君，但是對他們的評價，其實也有不盡相同的甚至針鋒相對的意見。
有人對漢文帝的用人方式提出批評。《舊唐書·魏元忠傳》；“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為‘飛將’，爾時胡騎憑淩，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疏斥賈誼，複何怪哉？”李廣不得其用，賈誼亦遭“疏斥”，都被看作漢文帝執政的缺陷。
《三國誌·魏書·武文世王公傳》裴鬆之注引《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又說道：“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認為吳楚七國之亂的爆發，有漢景帝決策失誤方麵的原因。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藏書》中《強主名臣·晁錯》條下關於漢景帝因吳楚叛軍提出“清君側”的口號而殺害晁錯一事，也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評論：“漢景之愚，亦太甚矣。”
《後漢書·史弼傳》寫道：“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而“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以致貴寵而悖慢，於是“漢有爰盎之變”。又《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濮王泰》：“昔漢竇太後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裏，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钜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貞觀政要》卷四“景帝”下又有“並不識義方之理”七字，更是對漢景帝的直接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