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漢景帝處理梁孝王事的做法，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也曾經發表過這樣的批評：“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這樣的意見，可能是中肯的。
朱熹對於漢景帝行政的總體評價，透露出更深層的認識。例如，對於有關《論語·先進》中“子張問善人之道”的討論，《朱子語類》卷三九記載：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讚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隻為他截斷，隻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隻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才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卻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隻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隻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幾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隻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隻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所謂文景政策，“都隻是術數”，是視點新奇的見解。而“然景帝用得不好”的說法，也值得我們注意。又如《朱子語類》卷四五：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嚐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讚》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奸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隻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同卷又發表了朱熹較為肯定的評價：
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隻是此民。言毀人固不可過實，譽人亦不可過實。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毀譽之民，隻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舉此讚漢景帝，甚好。”
所謂“班固舉此讚漢景帝，甚好”，可以看作這位一千三百多年後的思想家對漢景帝的間接的評價。又如：
問“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如說‘高皇帝天下’相似。嚐怪《景帝讚》引此一句，不曉他意。蓋是說周秦雖綱密文峻，而不勝其弊。到文景黎民醇厚，亦隻是此民也。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
對於這一命題，朱熹有相當透徹的論說。《朱子語類》卷四五還寫道：“亞夫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民也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且舉《漢景帝讚》所引處，雲：‘意卻似不同。’”這些當然都應當理解為對於一種政治形態或者一種政策傾向的評論，但是漢景帝在朱熹眼中的政治形象，也得以顯現。
有人對漢文帝喪製提出疑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朱熹就此進行了解釋：“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服纖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隻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隻服七日，常服纖者隻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隻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製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卻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複之耳。”喪製的改變，被賦予革新秦政的意義。這種見解，是值得重視的。
對於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比較，朱熹說：“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他認為：“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甚。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隻是養民一節略同；亦如周雲‘成康’，康亦無大好處。或者說《關睢》之詩，正謂康後淫亂，故作以譏之。”朱熹的見解，對於漢景帝可能偏於嚴厲。當然，能夠於“養民一節”用心致力，對於專製時代的帝王來說，已經是極大的“好處”了。
後世對於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比較，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蓋景帝不及文帝遠甚”的評價。此說與朱熹所謂“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景帝“所為不如文帝”可以對照讀。
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因論者的立場不同而品評的尺度不同，於是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各自不同。對漢景帝的“毀譽”，表明對於這位帝王的品性、風格以及事業，仍然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