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長慶集》中的“理”，當原意為“治”，避唐高宗李治諱作“理”。《文苑英華》卷四八八、《冊府元龜》卷六四九錄文略有不同，然而“治”字同樣均寫作“理”。也就是說，“萬方大理”即“萬方大治”，“發憤於至理”即“發憤於至治”，“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即“天下之治，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後一段文字，“開元之理既定”即“開元之治既定”，“成康、文景之理”即“成康、文景之治”。《增注唐策》卷二《白居易賢良策》均各作“治”。有關“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一段文字寫作：“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平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親，近無不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輯睦。樂達在下，中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治，無以出於此矣。”
“文景之治”被看作一種理想政治的標尺。當然，我們還看到，白居易在讚頌“文景之治”的同時，也說到了“開元之治”。
唐人對“文景之治”尤其是漢文帝執政成就的特別推重，除了體現出政治意識較前代更為成熟而外，可能還與漢唐兩位“太宗”執政階段的對應關係有關。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代君主，而如果忽略呂後和漢惠帝執政的15年，則漢文帝也被看作漢高祖的成功的政治繼承人。《史記·孝文本紀》記載，漢景帝即位，製詔禦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製禮樂各有由。”“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群臣議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是漢代帝係中漢文帝已經被尊為“太宗”。唐人在說到漢代這位“太宗”的時候，自然是會聯想到唐代那位“太宗”的。
看來，唐人對漢文帝的頌揚，很可能和中國傳統曆史意識中喜好古今比附的習慣有一定關係。
在唐人的曆史意識中，“文景”時代的政治成功，是成就和鞏固漢王朝帝業的重要基礎，即所謂“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甚至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形成“犬牙相製”趨勢的諸侯王國，也呈現出和睦氣象，如《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司馬貞《索隱述讚》：“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魯恭、梁孝，濟北、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
唐人的“漢文帝”評價，如前所說，首先是肯定其“恭儉”。《貞觀政要》卷六《奢縱》記載，“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陳時政”，其中有對漢文帝節儉的讚美：“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台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張說所謂“漢孝武當文景儉約之積”，劉禹錫所謂“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獲”，說的也是同樣的意思。帝王貴族消費生活的奢和儉，看起來是小事，實際上卻關係到政局的安危和國家的興亡，關係到“天下”是否能“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