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景時代和漢武帝時代進行比較者，還有劉禹錫這樣的分析：“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寛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按照白居易的說法，文景時代德政的實現，不僅僅在於經濟政策的寬鬆，還在於行政和司法的開明：“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亷，盜之有無，係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
杜佑《通典》卷七說宋武帝事業，使用了“比前漢之文景焉”的措辭。同書卷一七對文景之治又有具體的評價：“漢室幹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髙後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這裏所謂“淳質”，應當接近前引顏師古《漢書》注評價“文景之治”時所謂“醇，不澆雜”，以及《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所謂“文景醲化，百王莫先”。
在唐代政論中，“文景之治”是最理想的盛世。陸龜蒙曾經有“及漢文景後，鴻生方鋠摫”的詩句。李德裕也寫道：“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的“文景之治”評價中，多見以唐代帝王相比附者。
例如，楊炯《公卿以下冕服議》讚頌唐太宗功績，以“文景”事業相比況：“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定尊卑文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鹹寧矣。”裴垍《賢良策》寫道：“至漢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寶位自矜，不以洪業自恣，率身以政，禦物以仁。”所謂“不以寶位自矜，不以洪業自恣”，正是上文說到的“恭儉”之“恭”。白居易同樣的論說，當代帝王舉唐太宗、唐玄宗，而與西漢“文帝、景帝”並論：“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於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於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髙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啟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複盛，澆而複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樸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
這種似乎已經形成文字習慣的以當代帝王與“文景”的比附，說明了什麼問題呢？這種言論，是真心崇敬的表露嗎？或者隻是使用了標榜往古以批判現實的策略呢？或許這樣的分析是有合理性的，即發表這些評論的人，試圖以“文景”的德政作為現世當政者的榜樣，內心也期望以“文景”事跡形成對現世當政者的約束。
李德裕還曾經寫道：“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太康。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以“開元中玄宗”“追尊玄祖”與“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相比照，這種附會，是試圖在政治哲學和宗教學之間尋找另一種文化共同點。釋貫休有詩雲：“曾親文景上金鑾，語共容城語一般。久向紅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見應難。滿壚藥熟分仙盡，幾局棊終看海幹。略問先生眞甲子，隻言弟子是劉安。”詩句稱“曾親文景”，將自己所生存時代與文景之世間的時間距離在想像中消泯，自然又是另一種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