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像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後、人口眾多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各種物資的缺乏是經常的現象，而物資的多餘是暫時的現象。這就需要我們更加注意增加後備力量，建立物資儲備製度，由國家儲備必要的物資，特別是比較缺乏的重要物資。
第四，我們的財政收入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我們的財政支出也必須首先保證經濟的發展。因此，應該首先考慮經濟，特別是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計劃，然後根據它來製定財政計劃，用財政計劃保證經濟計劃的圓滿執行。
周恩來在組織草擬“二五”計劃建議工作中，充分體現了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原則。
這個建議的草擬程序大體是：
1、先由國家計委提出建議初稿，報總理初審，然後根據總理初審意見修改。
2、把修改稿送交國務院各部委討論，廣泛征求意見，並根據各部委意見再作修改。
3、召開國務院會議進行討論，聽取各位副總理和有關部委負責同誌對修改稿的意見。
4、報中央政治局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意見再進一步修改。
5、提交黨的“八大”會議審議通過。
周恩來非常重視各方麵提出的意見，並要編寫人員認真地、充分地加以研究，充實文件內容，盡可能地提高文件質量。
在文件最後定稿提交黨的“八大”會議審議時，他還親自把關，把各方麵的主要修改意見彙集起來與修改稿一一核對，發現有的意見沒有被采納時，他一定要問清楚是什麼原因。
為了弄清情況，他還約請一些做實際工作、了解實際情況的同誌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
在審議“二五”計劃建議的過程中，周恩來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經濟思想。這些思想既體現了他的革命膽略，又貫徹了求實精神。
周恩來在分析經濟形勢時充分肯定了在“一五”計劃執行中取得的巨大成績，也實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發生的一些缺點和錯誤，要求在今後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
鑒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勝利完成，我國將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周恩來提出“二五”計劃期間，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爭取大約經過3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
對1956年上半年經濟發展中已經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周恩來指出，搞計劃不能隻從需要出發，而應當從實際可能出發，並把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他還說，中長期計劃指標要定得穩妥可靠，讓年度計劃在執行中超過。
周恩來指出，“二五”期間必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使農業的發展同工業的發展互相協調，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並指出隻有農業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國民經濟才能健康發展。
周恩來還提出要迅速提高工業技術水平，把我國的經濟逐步推進到現代化技術的軌道上，以提高效益，促進經濟的發展。
周恩來指出，要加快我國經濟發展，必須加強對外經濟聯係，既要加強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際協作，又要發展同不同社會製度各國的國際協作，擴大相互間的經濟、文化、技術交流和貿易往來，以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
隨著我國建設規模的擴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們在財力、物力和技術力量等方麵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
在搞計劃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搞好各方麵的綜合平衡，特別是要搞好財政、信貸、物資三大平衡，並要考慮留有必要的物力、財力儲備，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
周恩來提出要正確處理和調整中央同地方的關係，充分發揮各地方、各業務部門和各基層單位的積極性，並廣泛動員群眾的力量，以盡可能快一些發展社會主義建設。
此外，周恩來還要求編寫人員，文件要寫得簡明扼要，思路清晰，重點突出。
國家計委原來提出的建議草稿，共有2萬多字，經過幾次討論修改，最後提交黨的“八大”會議審議通過的建議，文字壓縮到1萬字左右。
周恩來的這些經濟思想，後來都成了“二五”計劃建議的主要內容，這些思想對當時的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1956年7月下旬，周恩來在北戴河開始審議“二五”計劃建議草稿。
8月份，周恩來回到北京後，又集中反複研究審議、修改。
周恩來日理萬機，白天要處理國務院的重大事務，每天晚上還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辦公室裏，聽取主要編寫人員的彙報。
他在審議“二五”計劃建議草稿時，邊念邊議，講思路，研究方針政策，審定重要計劃指標，常常搞到第二天淩晨一兩點鍾，有時還搞個通宵。
周恩來總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勞，但他非常關心和照顧編寫人員，0時後，總讓大家吃些點心再繼續搞。大家邊議邊記，第二天再根據他的意見，核實情況，訂正數字，並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來的修改稿送到周恩來辦公室。
就這樣，連續搞了20天左右，每天隻睡五六個小時的覺，但編寫人員人人都精神振奮，心情愉快。
周恩來工作作風十分嚴謹，一絲不苟，考慮問題非常周密細致。
他喜歡用毛筆閱改稿件，字斟句酌反複推敲，對每個數字、百分比和標點符號，他都不輕易放過。
有些重要指標，他還親自核算，檢驗是否可靠，有沒有算錯。
國務院最後敲定提交給中央的“二五”計劃方案為：1962年糧食產量指標為5000億斤，棉花產量4800萬擔。
這個計劃方案同1955年北戴河彙報時提出的指標比較，糧食產量隻增加400億斤，棉花產量隻增加500萬擔，也就是說，基本維持主管部門最初設想的指標，但是，同1956年1月14日國家計委彙總上報的方案比較，差別就大了。
其中：糧食指標比1月14日方案減少1400億斤，棉花指標比1月14日方案減少2200萬擔。1月14日方案指標偏高，無須拿後來的實踐證明，僅從國家計委彙總上報時提出的條件，就可以看得出來。
國家計委提出：如將1962年的糧食指標定為6400億斤，棉花指標定為7000萬擔，需要的條件是：大力開荒，興修水利，大量增加化肥，大力推廣《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的有關增產措施。
所提開荒一條是：在完成“一五”預計開荒9000萬畝的計劃以後，“二五”期間要求開荒2億畝，1956年到1962年每年開荒3300萬畝，1962年全國耕地麵積達到183億畝。別的條件暫且不說，僅僅這一條就無法做到。
我國東部、中部地區耕地後備資源有限，宜農荒地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東北的邊遠地區，開發墾殖需要大量投資。相反，國務院製定的指標，就比較紮實了。
9月初，周恩來在審閱、修改中央委員會準備向“八大”作的政治報告稿時，發現別人在鉛印稿中將1962年的糧食產量指標改為5200億斤，棉花產量指標改為5200萬擔。
周恩來按國務院敲定的指標，將糧食指標改為5000億斤，棉花指標改為4800萬擔，並在旁邊注明：“糧棉產量是經過多次商議並與陳雲同誌談過的。”
國務院敲定的糧棉生產指標，為毛澤東所采納。
9月13日，毛澤東在第三次審定周恩來關於“二五”計劃報告稿時，發現1962年糧食產量指標為5300億斤，毛澤東批示：“五千億斤為宜。”
工業方麵的指標，有的取得一致意見，有的意見未能一致。經商定凡意見一致的，即寫一個數字。凡意見不一致的，就要寫兩個數字，做為上限和下限的機動幅度。
周恩來主持製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是一個既積極而又實事求是的好計劃。
毛澤東在9月7日10時寫給周恩來的信上說：
你擔任的建議和報告兩件，須於九日交付翻譯，請將最後修改本於八日交我看一下。
毛澤東這裏所說的“建議”和“報告”，是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及關於這個建議的報告。對這兩個重要文件，毛澤東都認真進行了審閱。
9月9日，毛澤東看了“建議”，作了一些小的修改。13日，又看了“報告”稿，給周恩來寫了一段批語：
你的報告全文很好。隻是覺得頭一部分（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經驗）寫得不甚清醒，不大流暢，不如以下各部分寫得好，似乎出於兩個手寫的。如能在今明兩天請一位（喬木沒有工夫）文筆流暢的同誌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罷了。
周恩來照毛澤東的意見修改後，整個報告達到了邏輯清晰、文筆流暢的要求。
這個報告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探索，對經濟工作的客觀規律的認識正在走向深化。
正是在“八大”的正確決策下，國民經濟才積極而穩妥地向前發展。設立“八大”翻譯處
1956年下半年，在北京西郊的西苑大旅社裏，一塊“中共八大翻譯處”的牌子分外引人注目。這裏住滿了從全國許多部門、主要是北京中央單位調來的精通外語的翻譯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