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基礎上，福建黨組織開始恢複和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醫治長期戰爭留下的創傷。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後，福建也按照中央的部署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1955年下半年後，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迅速，各級黨組織抽調了大批幹部到農村加強對運動的領導。
1956年上半年，全省加入合作社的農戶已占農戶總數的90％。
同時，福建對手工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完成。
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在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領域站穩了腳跟。
與此同時，生產力也迅速地得到了恢複和發展。福建解放前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曆史上一直是個缺糧省，從清代康熙年間開始，年年都要進口大批洋米。
工業更是落後，現代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還不到1％，全省沒有一家像樣的工廠。
新中國成立後，福建在農業上著重抓了增產糧食這個主要環節，到1952年底，糧食產量就超過了曆史最高水平，1955年已接近400萬噸。
在工業上，福建新建了一批小型的食品和加工工業，省內的第一條鐵路——鷹廈鐵路也基本建成。但由於底子太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是很低的，國民生產總值隻有20億元的水平，工業產值隻占到工農業總產值的1132％。
社會安定了，所有製的問題解決了，福建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發展生產。由於福建在解放後短短幾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大大提高，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充分展現，幹部和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
為了開好“八大”會議，福建省委從1956年上半年就開始進行準備工作。
6月下旬，福建召開第一次黨代會，產生了新的中共福建省委員會，同時經過醞釀，選舉了鄧子恢等17人為出席“八大”的代表。
中央要求各省都準備一份發言稿，“不要太長，內容要精彩；要有分析，把成績說足，把缺點說夠，不要枯燥無味，聽了讓人打瞌睡。”
根據這個指示精神，福建代表團準備了一份大約8000字左右的發言稿。這個發言稿主要講了四個問題：一是我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二是福建地方工業發展問題；三是僑務工作問題；四是解放台灣保衛國防問題。
發言稿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先後作了三次修改，到8月底上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
但到開預備會時，大會秘書長鄧小平打了招呼：“為了讓更多的人發言，發言一般不超過二十分鍾……要多樣化，活潑一點。”
葉飛遵照鄧小平的指示，用簡短的語言彙報了福建的建設和發展情況以及建國七年來成就，會後受到了中央的表揚。
黨的“八大”分兩個階段進行，正式大會是9月15日開幕，但實際上8月30日就開始了，提前兩個星期開預備會議。
“八大”繼承了“七大”的傳統，在高度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達到高度集中。
這次會議跟以往曆次會議的開法有所不同，以往開會總是先報告後討論，而“八大”卻是先討論後報告，等到報告人正式作報告時，問題都已經討論好了。所以預備會議開得很緊張，既要討論文件，又要醞釀選舉，還要準備發言。
會議采取“平行作業”的方法幾個工作同時穿插進行。
“八大”除了4個重要報告之外，在大會上發言的有68人，45人作了書麵發言。
發言人數之多，代表麵之廣，形式之活潑，在曆屆黨代會中都是少有的，充分體現了當時民主和探索的風氣之盛。
小組討論的氣氛也十分活躍。當時黨內的民主空氣是比較好的，大家發言不是照本宣科，不講那些套話、漂亮話。
葉飛在大會上的正式發言隻講兩個問題：一是當時在福建農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二是發展福建地方工業問題。
葉飛指出，當時在福建農村工作中產生的一種片麵性，即重視農業、輕視副業，抓糧食丟了多種經濟作物，結果影響了社員的收入，造成副食品供應緊張，價格上漲，也影響了城市人民的生活。
他在分析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時指出：
忽視多種經濟和副業生產的偏向，在農業合作化以後表現得很突出，原來農民在個體經營時一般是按照市場的需要和生產的習慣來進行生產的。合作化以後，生產關係改變了，合作社已成為一個領導和計劃生產的單位，農民已成為合作社裏的一個勞動成員，生產計劃和領導就起了決定的作用。
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農村生產關係的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
農業合作化運動當年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總的說來是起了促進作用的，尤其是糧食的增產更為顯著，1956年的春季與夏季作物就增產了12億斤糧食。
但是，過多的計劃和行政幹預，卻影響了副業與多種經營的發展。
葉飛在會上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反映了當時黨內對於在中國特定條件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這也正是當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所提倡和身體力行的實事求是、不盲從本本條條、不盲從蘇聯模式的思想作風。
作為“八大”代表的葉飛除了對上述民主作風深有體會外，他還深切地感受到其民主作風同時體現在新一屆中央委員的選舉上。彝族代表伍精華的發言
1956年9月17日下午，在“八大”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的發言，贏得了台上台下熱烈的掌聲。
這個年輕人是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普格縣縣委副書記、縣長和縣勞動人民協會主席伍精華。他是四川省唯一的彝族代表。
伍精華同誌擔任普格縣縣委副書記、縣長和縣勞動人民協會主席，作為涼山彝族自治州唯一代表，四川省唯一的彝族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在大會上作了題為《涼山彝族從奴隸製度廢除後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發言，以親身經曆闡述了涼山彝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奴隸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飛躍的曆史進程，在國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
當他正要離開講台時，周恩來離開主席團的座位，親切地用雙手握住他的手問：“你是哪個民族？”
年輕人回答：“彝族。”
周恩來鼓勵說：“你講得很好，要好好學習，好好工作。”
周恩來說完又拉著他的手，走到主席台一排前，把他介紹給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同誌，毛澤東等領導與他一一握手。
第二天，伍精華成了大會的新聞人物。
國內外記者紛紛采訪他，外國代表團的一些朋友也來進行訪問。
奧地利共產黨代表團團長費恩伯采訪伍精華回國後，還在他們的黨報上發表文章，介紹中國彝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奴隸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情況。
伍精華隻有25歲，1956年7月，在中共四川省委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和朱德、胡耀邦、王維舟、李井泉、廖誌高等53位同誌被選舉為出席“八大”的代表。
伍精華接到出席“八大”會議的通知，是8月下旬，當時，他正在普格縣洛烏溝區的山上指揮平叛鬥爭。
接到開會通知後，上級為了保護他的安全，派了一個班的戰士護送他下山到縣城，然後又從縣城護送到涼山自治州同西昌地區交界處的瀘山公路。
在那裏，中共涼山自治州委派一輛美式吉普車在公路上連夜把他送到成都。
第二天淩晨，伍精華與四川省出席“八大”會議的部分代表乘汽車趕到鳳凰山機場。
飛機飛到重慶白市驛機場，在那裏遇到了應邀前來參加“八大”的越南共產黨代表團。因為當時的飛機少，中央有關部門把客機讓給越南共產黨代表團，伍精華他們則改乘軍用貨機。
飛機從重慶起飛，先後降落西安和太原機場加油，於傍晚時分，降落在北京西郊機場。
到達北京後，伍精華等人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大會會務組同誌們的熱情接待，並讓他們住進了新建的前門飯店。
到北京後，從8月30日開始，他們即參加“八大”預備會議。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準備向大會作的政治報告（草稿），周恩來代表中央委員會準備向大會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草稿），鄧小平同誌代表中央委員會準備向大會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草稿）3個重要文件。還按照大會確定的原則和步驟，醞釀提名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提名的過程中，事先並沒有一個現成的候選人名單發給代表，而是不限名額，由代表自由提名。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委員會是個政治領導集體，政治上要成熟。八屆中委候選人的提名隻劃一個杠杠，被提名的同誌必須是1938年以前入黨的。
毛澤東規定必須選“三八”式以前的優秀的同誌，代表們討論提名時，還必須講公道，講正派，認真按照被提名者對黨對人民作出的貢獻來推薦。
大家在推薦時，說某某人有什麼戰功，有什麼貢獻，討論中充滿了同誌的友誼，充滿了民主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