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37年曾將中國現代革命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大部分，並將此比作上篇和下篇兩篇文章。上篇文章的宗旨在於探討中國革命的特殊邏輯；下篇文章的主題是尋求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
從所做文章的結果看，誰都承認他的上篇文章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的下篇文章，特別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在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同時還出現了令人痛心的某些重大失誤。這些成功的原因何在？這些失誤的原因又何在？這些成功和失誤有何關係？人們應當從中引出什麼樣的經驗教訓？這些問題既涉及到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理性審視，又涉及到對這些理論實踐功能的價值評判，還涉及到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特殊規律的深層反思。而要搞清這些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作出科學的解剖和深入的探討。
對於毛澤東本人來說，當他置身於轟轟烈烈的建設實踐中時，雖然從來沒有從理性自覺的水準上對自己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作出係統性的合理評判。但這並不說明他對自己的成功、失誤及其原因一無所知。對於自己的下篇文章，他在生前就有不滿意的感覺，隻是沒有上升到應有的高度進行總結。事實上，這種總結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難以達到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在人類曆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馬克思的這段話也同時告訴我們，隨著時代的前進，立足於新的社會現實之上，投身於新的社會實踐之中的人們，雖然增大了與毛澤東時代的距離感，但在某種意義上，又正是這種距離感才使人們加深對那個時代的認識成為可能，因為，人們可以從現代的意義上去反觀、審視、思考和剖析先輩們的活動史，去追尋、把握這種曆史在新的社會實踐基礎上日益暴露出的“痕跡”。再把站在新的高度上進行的豐富思考和多方麵的認識，提煉、升華、沉積為係統的思想，以溝通曆史、現在和未來，為現在和將來的社會實踐提供借鑒，這正是我們研究這一課題的意義所在。
反思人類自身生活形式的曆史，對於從事現實實踐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馬克思曾說過：“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這種“從後思索”的思維方法論，就其思維本身來講，是著眼於從事物發展的定型形態或成熟形態去追溯那些胚胎形態或不成熟的形態，目的在於把握事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內在聯係；就其現實功能而言，它的著眼點在於要求人民要從現實的實踐出發，去重新審視和評估曆史，從而取得關於曆史與現實相統一的，對於人們改造現實世界的實踐具有啟發和指導意義的深刻認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意大利著名哲學家克羅齊“一切曆史都是現代史”的名言才具有科學的史學價值。人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的研究，也就是從已經成為曆史的、定型的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出發，去追溯他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內在邏輯及其同實踐的複雜關係，從而獲得對當前實踐的啟迪意義。
這種意義，對於外國研究者說來，他們可以通過對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理論與實踐活動的剖析，來把握近現代中國的價值取向，從而獲得對未來中國真實道路的可能性判斷。對於中國人來說，由於今天我們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毛澤東未竟事業的繼續。所以，這種研究不僅能夠使我們在綜合考察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認識，而且能夠使我們在洞察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更深切地體驗和把握社會主義的內在精神和價值，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實踐，這就是說：
其一，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我們可以通過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研究，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這又有三點：第一，因為毛澤東搞的是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建設的實踐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一般和社會主義內在精神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因而，對其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助於我們在新的曆史階段，把握社會主義理論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內在邏輯，從而豐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一般。第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又是在中國這一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理論在具體化為現實時又必然帶有中國的民族特色。因而，這種研究將使我們深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特殊規律的認識。第三，通過這一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從比較深層的意義上，掌握社會主義建設一般規律與中國社會發展特殊規律相結合的內在要求和具體形式。明確上述三點，正是豐富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迫切需要和內在前提。
其二，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由於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有著內在的聯係，毛澤東在探索中遇到的許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有的甚至更加突出出來。在尋求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策略時，認真研究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探求對策，是非常重要的途徑。近幾年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由改革到發生巨變，蘇聯由改革到全麵解體，以及中國在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把改革的立場、改革的性質、改革的方法和途徑等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提到了人們的麵前，而這些問題都與毛澤東的探索有著曆史的聯係，它涉及到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客觀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毛澤東的研究就是對改革本身的研究，這有利於澄清人們的混亂思想，使改革沿著正確的軌道順利運行。
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不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性。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將毛澤東從隔膜的“天國”拉回到了火熱的人間，這就為本國人民從理性的層麵上對毛澤東進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同時激發了海外研究毛澤東的活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活動的研究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他們紛紛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自己的研究。從研究視角上看，既深化了政治視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視角的研究；從研究對象上看，不僅強化了對毛澤東成功方麵的研究，而且也加強了對其錯誤的剖析；從研究方法上看，在做好分析性的研究的同時，綜合性的研究日益加強。所以，從總體上看，近幾年的研究成果是非常顯著的，不僅有大量的研究論文發表，還有一些專著問世，這是值得讚許的勢頭。
然而，我們也應看到，這種研究的現狀，特別是研究的力度和深度與實踐的需要還是相差甚遠的，而且在這些研究中還存在不少問題。這主要表現在：從研究的角度及深度上看，從曆史的角度或以“紀實文學”、回憶錄的形式，來研究這一問題的多；從曆史與邏輯的統一中進行形而上的研究的少。這表明研究的狀況基本上處於搜集材料的階段，這雖然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但決不能滿足或停留於此。雖然近幾年也有一些比較有深度的文章和論著，但從哲學的高度進行分析和總結的文章很少，係統地進行這種研究的專著就更少了。從研究的傾向上看，大多數學者都能采取公正客觀的態度，對毛澤東探索過程中的複雜問題進行研討，但也有些人不能正確地對待這一研究，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毛澤東，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將今天的改革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完全對立起來，認為改革就是完全改掉毛澤東生前所創立的東西。從研究方法上看，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歐美“自由學派”廣泛采用的比較方法，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影響，促進了對毛澤東的研究。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傾向。其主要表現是：第一，隻重個別論斷，不重整體分析的主觀主義的片麵枝節分析法。比如，有人將《實踐論》中“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句話孤立出來，並宣稱建國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的根源已深埋於此。第二，庸俗政治論的分析方法。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認為一切政治矛盾都是爭權奪利，無論是階級矛盾還是非階級矛盾，都被還原為使用陰謀詭計的權力之爭。由此，將毛澤東晚年的失誤都看成他與其他領導人權力之爭的結果。第三，非曆史的方法。不是將毛澤東的活動置於曆史背景中看做曆史過程來分析，而是注重於毛澤東原有理論的邏輯推演。比如，有人認為晚年毛澤東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失誤，是他的矛盾鬥爭性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結果。第四，片麵使用曆史的心理分析法。將曆史心理學的個性心理分析法引入曆史人物的研究。這是有意義的。利用這種方法研究毛澤東也是有價值的嚐試，但絕不能片麵使用。有人將毛澤東晚年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根源片麵歸結於毛澤東好鬥的個性心理，就是片麵使用這一方法的結果。
這些不足之處限製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的研究，但隻要我們明了研究的現狀，弄清研究中的成功與不足，將好的方麵發揚光大，將不足的方麵力爭克服，這會更好地促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鑒於以上考慮，本書打算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明確研究中成績與不足的前提下，采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方法，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哲學思考。這些思考也許不是全麵的，但力求從哲學的層麵上分析問題；同樣，這些思考也許達不到既定的目標，但為達到這一目標不懈努力是非常值得的。同時，本書還試圖通過對某些重大問題的正麵探索，澄清在某些問題上已造成的模糊認識，這雖然是困難的，但克服困難的工作，對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來說，具有永久的魅力。
一、探索的過程
恩格斯說：“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係、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麵去考察的。”我們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的研究，就從分析他的探索過程開始。
毛澤東一生致力於完成的兩篇文章，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兩大曆史使命：一是徹底消滅剝削；二是徹底擺脫貧窮。毛澤東成功地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並於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不僅標誌著中國幾千年來階級壓迫的徹底結束，而且為在經濟上徹底消滅剝削準備了前提條件，還為徹底擺脫貧窮奠定了基礎。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誌著中國剝削製度的徹底崩潰，同時，以大力發展生產力、徹底擺脫落後貧窮為內容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突出地擺在了黨和毛澤東的麵前。所以，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從1956年開始的。
1956年之所以成為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點，是由下麵三個相互聯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其一，從中國社會演進的實際曆史進程看，它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原理，社會主義社會必然以社會的大生產為物質前提。毛澤東從未忘記這一基本點。但對於如何才能達到這一基本的前提，他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確實有不同的思考和想法。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以曆史、理論與現狀的綜合思考為支點，提出了在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這個構想，實質上就是準備以這種過渡性的社會形態代替完整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以實現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從而創造將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必備的物質基礎。然而，50年代初期，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逐漸產生了新的看法，進而在1953年提出了關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的內容表明，他形成了生產關係的改造和生產力的發展同步前行的新思路，即采取改造與建設並舉的方針，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協調運作，既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最後消滅剝削，又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以逐漸擺脫貧窮。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就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這個總路線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逐漸偏離了改造和建設並舉的設想。人們把眼光過多地投向了改造。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而製定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就將總路線的實質歸結為，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周恩來在當時也說：“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製，歸國家所有了，就是農業、手工業集體化了。”這種理解很明顯地超出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原有想法，在實踐中造成的結果就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造雖然在1956年完成了，但是工業化或者說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並沒有達到如期的要求。因此，曆史就要求毛澤東在新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對發展生產力之路作出新的思考，它要求毛澤東對如何在新的社會製度下迅速發展生產力的獨特道路和方法進行新的探索。這就是毛澤東在1956年開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基礎。
其二，從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看，毛澤東在1956年開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獨特道路，也是反思前段時期內照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內在需要。從曆史的角度看，說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始於1956年，並不等於說在1956年以前中國沒有進行過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上，在1956年以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雖然偏重於改造，但建設方麵也取得了重大成績。然而，這種建設的缺點也是非常明顯的，它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在1956年前後已經發現了這種情況，並具體分析了教條主義在各個領域的表現。他說，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統計工作，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麵。教育方麵也相當厲害。例如五分製、小學五年一貫製等。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吃雞湯，因蘇聯有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後來又說能吃。不管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了，都奉行。總之，是蘇聯第一。在後來總結這段時期建設的經驗教訓時，他又說：“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照抄雖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其缺點也是有目共睹的。1956年蘇共20大對斯大林教條主義的批判，以及隨後發生的波匈事件，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端更加突出。這促使毛澤東對過去照抄蘇聯，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能力的建設方式，進行了深入的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結合起來，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為借鑒，去尋求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其三，1956年已經具備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前提條件。這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雖然前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上是照抄了蘇聯，但在幾年的建設中畢竟積累了一定的建設經驗；二是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使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已經掌握了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導權，這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這同時，廣大人民群眾也表現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度積極性，這也是這種探索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正是這三個方麵的原因促成了毛澤東從1956年開始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不懈地探索。
通觀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整個曆史進程，我們可以將他探索的過程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從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到1957年夏季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開始以前，這是探索的開始時期
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的探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果。這些成果主要表現在《論十大關係》、八大文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以及同時期的一些談話中，這些成果就其主要內容來說主要集中在兩個大的方麵。
一方麵是對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的探索。1956年前後，毛澤東正確地分析和判斷了形勢，認為隨著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國內的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鬥爭了，工作的重心應轉到發展生產力方麵來。1956年4月，毛澤東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這個報告的中心議題，就是闡述如何更好地發展生產力。9月，他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大，八大提出了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論斷。毛澤東對此表示讚同。1957年2月，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對這些觀點又做了進一步的發揮，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要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在隨後的一些談話中他反複強調，要轉變認識，跟上形勢，現在正處於一個由階級鬥爭向對自然界的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的轉變時期，要認識這種轉變，不能用過去的方法對待新問題。
另一方麵是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為借鑒，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特別是對現存的經濟結構、經濟體製、計劃體製、管理體製以及政治體製、科技體製和文化體製等進行改革，探索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改革思想。比如，在經濟結構問題上，他針對蘇聯片麵強調發展重工業造成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的情況，從本國國情出發，首次提出了以農、輕、重為序的產業結構；在所有製結構問題上，他提出了可以搞國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思想；在計劃管理體製問題上，他強調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允許企業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係的獨立性的思想；在民主政治建設上，他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和文藝的發展問題上，他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內的探索雖然處於整個探索的初始階段，在探索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不足的地方，但就他提出的這些思想而言，即使今天看來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如果沿著這一思路繼續探索下去的話，必定會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然而，他的這個探索在1957年反右鬥爭的影響下踏進了曲折的曆程。
（二）第二階段：從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到196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以前，這是探索的曲折前進時期
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的探索出現了嚴重曲折，既有巨大的成績，也存在嚴重的失誤。1957年反右鬥爭的開展使1956年開始的探索逐漸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反右鬥爭開始後，由於毛澤東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做了過於嚴重的估計，從而使他迅速改變了自己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看法，將注意力從抓經濟建設、向自然界開戰開始轉向抓階級鬥爭，導致了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並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否定了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他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盡管反右鬥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並由此導致了對主要矛盾認識的改變。但是，從總體戰略上看，毛澤東當時抓階級鬥爭的目的還是為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為了鞏固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基礎。所以，當時黨和人民政府的工作重心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麵。反右鬥爭後，雖然他一直強調抓階級鬥爭，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是把經濟建設作為主要任務，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從今年起，要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的注意。在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將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任務提了出來，著重強調發展經濟。
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探索也明顯受到了政治上“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因為“左”傾指導思想由指導國家政治生活逐漸擴展到經濟工作。毛澤東對以前的許多正確思想采取了否定的態度，並且將政治鬥爭與經濟建設直接聯係起來觀察分析問題。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之後，毛澤東激烈地批評反冒進，就是認為反冒進給“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實。他之所以激烈地批評反冒進，還因為他認為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思想、兩種方法、兩條路線的鬥爭。在他看來，冒進是發動群眾的、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不依靠群眾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正是在批評反冒進的過程中，才逐漸形成了“大躍進”的新思路。5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公布，標誌著“大躍進”的全麵發動，8月的北戴河會議將其推向高峰。從此以後，以大辦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蔓延全國，經濟工作陷入混亂，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走入迷途。但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毛澤東主觀上確實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並且自以為已經找到了這條道路。1958年10月他在一次談話中說：世界上就有這麼蠢的人，像我和我們這些人，這麼多年就不知道以鋼為鋼，今年我們才知道這一條，你把鋼鐵搞起來了，其他東西都可以跟上來。這表明雖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違反中國實際的，它們本身存在許多問題，但它卻說明毛澤東這時的工作重點仍然是放在經濟建設方麵的。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弊端很快就暴露了出來，毛澤東最早發現並帶頭糾正這些“左”的失誤。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他提議並主持召開了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上海會議和廬山會議等，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並要求大家讀經濟學方麵的著作，以反思前段時間經濟建設中“左”的失誤。但是，由於毛澤東一方麵在抓經濟建設這個主要任務時，從未放棄對主要矛盾的錯誤判定，另一方麵在糾“左”時並不認為根本指導思想錯了，因此，他的糾“左”是不可能徹底的。當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更尖銳的批評時，毛澤東就將其視為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將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到了黨內，嚴重影響了糾“左”的順利進行，並再次激起了“大躍進”運動。
（三）第三階段：從196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和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的召開到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前，這是糾正探索失誤的時期
廬山會議糾“左”中斷以後，新的“大躍進”運動迅速展開，但隨之而來的是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為了扭轉經濟上的困境，從1960年下半年起，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了經濟建設中的全麵糾“左”工作。1960年12月和1961年1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為糾“左”而製定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這同時，黨和毛澤東還不斷強調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進行反對經濟建設中主觀主義的工作，並提出1961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隨後，毛澤東還親自組織和領導了三個調查組，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向群眾尋求真理。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主持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在“六十條”的帶動下，其他各條戰線，都在係統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製定了適合自己行業特點的工作條例。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商業四十條”等等。這些條例盡管有某些缺點和不足，但它們對於保證國民經濟的調整，使國民經濟的發展重新納入正確的軌道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這同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長期性也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全麵總結了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認為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需要有個過程，要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並告誡大家要“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毛澤東的這些思想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四）第四階段：從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前，這是探索走入誤區時期
黨和毛澤東通過貫徹“八字方針”，對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進行清理的時候，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這次錯誤的嚴重性質，也沒有改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根本看法，這就意味著一旦出現階級鬥爭激化的形勢，就會倒向抓階級鬥爭。20世紀60年代初期，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又趨激化，黨內對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估計也出現了嚴重分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在1962年9月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審視了國內外的階級鬥爭形勢，對黨內矛盾和意見分歧進行了不符合實際的判斷，錯誤地批判了所謂的“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甚至將其視為修正主義在國內黨內的表現和反映，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論斷。從此毛澤東結束了他對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判斷上的動搖狀態，把主要注意力轉到了抓階級鬥爭上去了。隨後進行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進行的中蘇大論戰，即是這種“以階級鬥爭為綱”思想的實踐化。同時，這些實踐反過來又強化了這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為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奠定了基礎。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的主要精力在搞階級鬥爭，但他對經濟工作也還有些考慮，比如他接受陳雲等人的建議決定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從1963年起再延長3年，作為今後發展的過渡階段，這保證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圓滿完成。1964年他提出了“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口號，號召人們學習他們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這也是有價值的思想，當然，在學習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令人不滿意的問題，具有許多“左”的色彩，那應另當別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標誌著毛澤東對中國經濟建設道路的探索基本結束，他試圖通過“文革”的試驗探索中國政治建設的道路，但也以失敗而告終。
二、探索中的成功與失誤
通過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過程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探索，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存在嚴重的失誤。
其成功之處主要表現在兩個大的方麵：
（一）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製定了一係列的基本方針
1.關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
毛澤東深知，中國的現實生產力水平與社會主義理想目標所要求的生產力水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但又不能消極地等待生產力的自然增長，為了促進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他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方針。這一方針，從來源上看，一方麵是鑒於蘇聯的經驗教訓而提出的，蘇聯既沒有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又沒有處理好黨與少數民族和農民的關係，妨礙了社會主義建設；一方麵是繼承了民主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毛澤東認為，過去我們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從內容上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一是主要調動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二是利用反動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三是對待國際上各種勢力的問題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毛澤東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思想，既源於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教訓的總結，又以對國情的正確把握為現實基礎，這就保證了它的正確性。它曾指導了我國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至今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2.關於信任和依靠人民群眾的方針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首先是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這必須以信任和依靠人民群眾為前提。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群眾的事業，因此，他將信任和依靠人民群眾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歸根結底，取決於人民群眾的參加和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曾出現過隻重幹部，不重群眾；隻重中央，不重地方；隻重最新技術，不重群眾的技術發明的傾向，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這種正反兩方麵經驗教訓的對比，更加深了毛澤東對這一方針的認識。相信和依靠群眾，首先是相信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反複強調要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無限創造力，相信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他說：“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即使到了晚年，他還提出了是奴隸創造曆史，而不是英雄創造曆史的論斷。其次，堅持人民是權力的主體，即主權在民的觀點。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治製度，政黨和政府的決策正確與否必須由人民來判定，各種政治力量的最終命運必須人民來裁決。最後，引導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當家作主。“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提出並力圖貫徹這一方針，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從實踐上看，他在貫徹這一方針時確實出現了很多問題，但問題不在於這一方針本身，因此這一方針的正確性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