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會發展而言，作為社會發展之主體，有無明確而科學的社會發展戰略目標事關重大。這是因為，明確而科學的社會發展戰略目標，一方麵可以規定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保證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時空秩序，避免社會各因素間以及發展過程前後階段間的矛盾、摩擦和不必要的內耗；另一方麵，可使社會發展主體因受目標的鼓舞而興奮，處於積極狀態，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內在的潛能，以實現社會發展的高效。因此，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確定，是製定社會發展戰略的首要一環。作為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兩代曆史偉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深知確定社會發展戰略目標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所以，他們都對這一至關重要的戰略抉擇給予極大關注。本文擬對毛澤東鄧小平社會發展戰略目標構想作比較研究，這對於深入理解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無疑有重要意義。
一、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總體構想
毛澤東是基於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社會現實，抱有尋求匡國救世之道以改造中國社會的宏大誌願，而走向社會的。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爭取國家富強、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毛澤東從事社會活動的思想起點。早在1920年從事湖南自治運動時，毛澤東就發出了“更加迅速地實行現代化”的心靈呐喊。因此，當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把毛澤東推向中國政治舞台的前沿，賦予他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偉大曆史使命的時候，這種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心理期望就邏輯地遞嬗為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現實選擇。有充足的曆史資料證明，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是把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的總目標歸結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在毛澤東看來，民主革命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政治前提，是為實現現代化掃清道路上的障礙。這樣，民主革命的戰略目標也就成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總目標的組成部分或前提條件。根據這種思路，早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把民主革命勝利後要建立的新中國理解為：“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亦即“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這實際上是一個比較係統完整的中國現代化綱領。在這之後，在《我們的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1944年）、《論聯合政府》（1945年）、《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等文章和報告中，毛澤東根據不同的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繼續不斷地闡發和說明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後，經過充分地思考和醞釀，逐步把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精確化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到1964年底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12月21日向全國人民宣布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任務：“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綜觀近現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進程以及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活動，立足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高度，對毛澤東把“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確定為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的總體目標的曆史必然性，我們可以從不同層麵作深刻分析。
（一）曆史學層麵：對近代以來中國曆史主題的認同與升華
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打破了國人“天朝大國”的美夢，開始了中國人屈辱與苦難的曆史。中國社會發展的出路何在，成為困擾國人的迫切問題。這個問題內在地包含兩個方麵：一個是國家的獨立和解放；一個是國家的繁榮與富強。這兩個問題構成近代以來中國曆史的主題：獨立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從林則徐、魏源倡行“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製夷”，中經李鴻章等開展的“洋務運動”、康有為等掀起的維新變法運動，到孫中山領導的以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的辛亥革命，曆代仁人誌士前赴後繼，力圖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雖然他們無不以失敗而告終，但現代化這一曆史主題卻因此而日益顯現。毛澤東一生的政治生涯，雖演出過一幕幕令人驚心動魄的曆史場麵，但從實質上來看，他的一切理論和實踐活動，無不圍繞現代化這一主題而展開。他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目的是為中國的現代化準備政治前提，而建國後所從事的一切活動無不表現出對完成現代化曆史使命的殫精竭慮。直到1963年，他還再一次以近代中國屈辱苦難的曆史警示人們：“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總之，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對中國民主革命的高度執著，還是在建國以後對建設新中國的高度熱情，無論是革命和建設中的巨大成功，還是在革命和建設中的痛心的失誤，作為毛澤東，都是以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這一近代以來中國曆史主題的高度認同為前提的。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的超人之處在於，他在充分認同近代以來中國這一曆史主題的同時，又通過總結經驗教訓，升華了這一主題。這主要表現在，他毅然拋棄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盲目模仿，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實現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從而使現代化這一曆史主題的最終解決獲得了現實的可能性，使中國的現代化運動獲得了新生。
（二）社會學層麵：對社會進步的期望與追求
從社會學的層麵看，現代化即是社會進步的同義語，標誌著人類社會的曆史不斷上升發展的性質。有學者指出：現代化是一場人類偉大的革命性突變，它可以與人類的產生、人類進入文明社會這兩次革命性突變相媲美。人類的產生作為第一次革命性突變，其深刻曆史意義自不待言。對於人類進入文明社會這一人類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性突變，恩格斯指出：“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產生的時期。”而作為人類曆史上第三次革命性突變的現代化：“指的是發生在一個傳統的前工業社會向工業化和城市化社會轉化的過程中發生的主要的內部社會變革”，是“涉及到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裏的變革”。現代化社會是文明社會的進一步深化，是社會進步趨勢的顯現：在經濟上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在政治上由專製製度、過渡型製度向民主製度轉變；在文化上由迷信、宗教熱忱向理性化、科學化、世俗化轉變；在活動上由壓製人的創造性向解放人的創造性轉化。毛澤東也許沒有讀過某些現代化理論專家的著作，也不可能對現代化與社會進步的關係進行學理意義上的係統研究。但他無論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通過對中國社會貧窮落後現實狀況的感性觸摸和理性把握，都表現出了對中國社會走向工業化、民主化、科學化的執著追求，昭示著他對現代化所內含的社會進步意義的殷切期望與強烈向往。因為他堅信：“人類的曆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曆史。這個曆史永遠不會完結。”因為他堅信：人類的解放即自由的獲得“是一種曆史活動，而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曆史的關係，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關係的狀況促成的”。
（三）文化學層麵：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理想的理性選擇
從文化學的角度看，現代化是落後國家的民族在世界一體化進程中麵對先進國家和民族高勢能文化的衝擊和擠壓，為了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作出的一種文化選擇以及對於自身現狀的克服與超越。近代以來，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一直麵臨著生死存亡的艱難選擇。而民族危亡問題的產生，根源於近代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落伍。改變這種狀況的唯一選擇是實現現代化。這是毛澤東確定現代化目標的文化思考。正是基於這種思考，毛澤東多次指出：“中國落後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敢於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後。因此，消滅這種落後，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須工業化”。“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四）政治學層麵：愛國主義情感的自然歸屬
近代以來中國因現代化努力的屢次失敗而備受列強屈辱的慘痛曆史，使國人逐漸意識到，僅憑一片愛國忠心，並不能扭轉中華民族的劣勢地位，愛國必須與自強自富相結合，這樣，現代化這一曆史主題又獲取了愛國主義情感的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愛國與致力於中國現代化在價值上獲得了同等的位置。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青年毛澤東首先是愛國主義者，以愛國主義為中介走向馬克思主義。同樣，當毛澤東意識到中國近代曆史的主題是現代化的時候，他的愛國主義也就自然歸屬於現代化了。他的高度的愛國主義熱情與對現代化的追求獲得了內在的一致。在戰爭年代，愛國主義體現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和軍事活動上，這是大家比較明確的。但是，毛澤東曾明確地闡述過政治、軍事與經濟的關係：“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政治、軍事，而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發展生產力”，“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政治和軍事就是為了這件事。”幹革命是愛國主義的，但“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得別的什麼有益的工作，對於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隻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
在把握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現代化構想時，還應注意如下三點：
第一，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現代化目標的認識具有一貫性。有些人以毛澤東晚年存在某些失誤為由，否定他在現代化目標追求上的思想一貫性。我們認為，晚年毛澤東在追求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誠然存在著失誤，但在思想意識上他從未放棄這一戰略目標。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取得了現代化建設的政治前提的時候，毛澤東很快就把社會現代化問題作為政府政策和國家發展的目標係統地提出並努力貫徹實施。1953年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把工業化作為總路線的主體。1954年6月在一次重要講話中，他明確把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的社會主義化和機械化，歸結為“我們的總目標”，理解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內涵。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思想，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後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這是對“四個現代化”的最早提法。1956年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更是把能不能實現現代化與“球籍”問題聯係起來，以說明其重要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毛澤東開始探索中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雖然“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不成功的，但其動機和目的還是現代化。他自己就曾總結說：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也是著重於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規律，並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即便是在晚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也時刻惦念著“四化”大業，號召大家“一定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直到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時，毛澤東還委托周恩來在大會上再一次宣布一定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