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道路是社會發展從現實出發點達到戰略目標的運行軌跡。對於近現代中國來說，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也就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根本路線和根本途徑。就這個意義而言，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設計合理與否，就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現代化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作為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兩代曆史巨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十分關注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設計並日益使其合理化、科學化，使中國的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構想上，毛澤東鄧小平有著大思路上的一致性，但又有著由於時代及主觀認識條件的差別所導致的殊異性。比較兩者的異同，深入理解毛澤東與鄧小平在理論上的連續性和階段性，對於深刻把握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本質，進一步認清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自覺性，無疑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聯姻：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共同選擇
無論從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看，還是從西方第三世界社會發展理論及第三世界社會發展實踐的曆史演進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發展能否取得成效，首要的問題是道路的選擇。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的社會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同樣是道路問題。西方社會發展研究中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資本主義化”。從近代到現代乃至當代，中國人也不乏持此論者，然而，具有深刻曆史洞察力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大師毛澤東和鄧小平，卻以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眼光透視中國社會的發展，從而自始至終地堅決反對西方現代化理論把現代化等同於“西化”或“資本主義化”的觀點，並堅決主張：中國社會發展的唯一出路在於社會主義化與現代化的有機統一。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貫穿他一生的理論與實踐活動。綜觀毛澤東的有關論述，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來理解他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理論的深刻性和科學性。
（一）革命發展論與社會發展論的有機統一
如果用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思路來觀察和透析近現代中國社會曆史進程，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的超人之處正在於他能夠始終立足於整個社會發展的高度來思考中國問題。在革命家毛澤東那裏，他對於中國革命的分析是服從於他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總體認識的。在他看來，政治革命是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它隻是實現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毛澤東那裏，革命的命題中孕育著發展的命題。在他看來，中國民主革命發生的深層原因，正是在於中國人民從備受欺淩的曆史中痛感需要發展，而發展道路卻又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嚴重阻撓這一嚴酷的曆史現實。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之所以是革命的對象，正是因為它“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因為它們“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思考，正是以關於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思考為前提的。在他那裏，革命發展論與社會發展論是有機統一的。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我們認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論，既是非資本主義前途的革命發展論，又是非資本主義前途的社會發展論。早在1937年毛澤東在與美國新聞記者、作家尼姆·韋爾斯（Nym。Wales）談話時就指出：“中國不可能成為帝國主義或者十足的資本主義國家”，“像西歐那樣發展資本主義的前途是沒有的”。“中國具有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而直接實現社會主義”。毛澤東這一思想在革命實踐基礎上的繼續發展及其係統化、規範化，為其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準備了內在條件。新民主主義論是革命發展論和社會發展論的有機統一。從社會革命的層麵看，新民主主義論在處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問題上，明確主張：兩個革命階段中，民主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而兩個革命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毛澤東自稱：“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從社會發展的層麵看，因為社會發展是社會革命的必然結果，從而社會發展與社會革命在性質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所以，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按照毛澤東關於社會革命問題的邏輯，這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論。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發展論與社會發展論有機統一的新民主主義論，其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就在於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社會發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必然性。
（二）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與社會主義前途的有機統一
毛澤東雖然力避中國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前途，但並不否定資本主義在整個社會曆史進程中作為一個曆史階段的進步意義。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歐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社會主義思想反應，是以消滅資本主義為宗旨的。但是，它同時強調，消滅資本主義必須在大工業高度發展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大工業充分發展了的物質基礎之上。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是堅信這一基本原理的。他反複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必須具備強大的物質基礎才能建立和鞏固。可是，在中國特殊的國情基礎上，既然不能通過建立資本主義社會來奠定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那麼，又將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毛澤東的結論是：“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很明顯，毛澤東設想通過新民主主義的發展來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憲的信中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對於這種認識，毛澤東解釋說：“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這裏的“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就是指通過民主主義之發展可以奠定走向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為了深入說明問題，毛澤東還從個性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角度進一步說明新民主主義條件下充分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前途的意義。他針對有些人所謂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的某些疑慮，明確指出，我們反帝反封建正是為了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對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束縛，以“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毛澤東之所以充分肯定個性發展對於民主主義的重要作用，不僅因為個性的發展對於促進民主主義的發展因而對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有著重要意義，而且還因為，個性發展本身也是社會主義所必需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有些學者攻擊毛澤東的非資本主義前途社會發展論，認為這是民粹主義在中國的變種。對於這種非曆史的不負責任的論斷，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已進行了有力的反駁，筆者亦在有關著作中對這種觀點進行過駁斥。近來出版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又提供了駁斥這種觀點的有力佐證。毛澤東認為，那種否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必然性，試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直接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想法，“隻是完全的空想”。而這種空想與俄國的民粹派的想法別無二致。因此，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裏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
由此看來，毛澤東主張的是具有現代化基礎的社會主義，而不是那種否定現代化物質基礎卻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民粹派的空想社會主義。他關於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要充分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觀點，是既充分考慮了建設物質基礎的重要性，又著眼於建設這一物質基礎的性質和目的，使之與社會主義前途相結合。
（三）曆史選擇、文化選擇與價值選擇的有機統一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選擇，是一種曆史選擇，又是一種文化選擇，還是一種價值選擇。
1.曆史選擇
毛澤東把現代化問題置於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一般發展中來思考，通過曆史的比較，才得出了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的結論。在毛澤東看來，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曆代先進分子，都力圖將中國引向現代化的道路，但始終未能實現。其根本原因在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異常強大，而民族資產階級卻“先天不足”，走資本主義道路，顯然難以行得通。事實證明，走資本主義道路，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多種方案無一不破滅。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而“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它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2.文化選擇
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由於中國現代化的後發性，中國的誌士仁人對中國社會現代化之路的選擇就有了文化比較的意義。從文化角度看，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貫徹整個近現代曆史的中西文化體用之爭，實質上就是在文化層麵上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之辯。毛澤東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實質上是對中西文化體用之爭的一種文化超越。因為這種結合既反對全盤西化，又反對中體西用的文化保守主義，講求的是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現代化，作為“學”是中外一致的，不應分中西，關鍵是探索這種作為基本原理的“學”與具體國情相結合的有效途徑。
3.價值選擇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途徑之所以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不允許中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國內資產階級的軟弱致使無力領導資本主義現代化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資本主義已經處在向下沒落的時期。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社會發展中的諸如貧富懸殊、道德淪喪、失業嚴重、犯罪、色情、社會風氣等種種負麵效應已經出現，而新建立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呈現蒸蒸日上之勢。這就給我們在製度的選擇上有了價值比較和參照。毛澤東在建國後的一次談話中曾講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說明，從價值的層麵看，毛澤東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有著避免資本主義給人民帶來痛苦的想法。
客觀地說，毛澤東致力於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結合，提出了中國社會發展非資本主義前途的設想並在實踐中獲得成功。這是了不起的創造。就思想史而言，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重大發展。因為，在馬克思主義那裏“現代化”與“社會主義”是一種曆時性的展開而不是共時性的並存。馬克思主義是為西歐現代化的國家尋求社會曆史出路，而不是為西方的社會發展指出現代化前途。盡管近來有人指出了馬克思晚年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有關思考，其中也預示了東方社會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與現代化相結合的可能性。但這一些曆史資料並沒有構成毛澤東思考中國社會問題的知識背景。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並實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且暗合了晚年馬克思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體現了他作為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優秀品格。
作為團結在毛澤東周圍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無疑認同並實踐著毛澤東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構想。但是，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新的曆史時期裏，鄧小平又結合新的形勢在繼續深化著毛澤東的這一偉大構想。有一位俄國學者指出：“鄧小平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為社會主義中國而鬥爭的事業，他不僅對自己國家的社會主義未來沒有喪失信心，而且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未來也沒有喪失信心。無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都沒有破壞他的這種信念。”這個論斷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