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勞工”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實際上隻是一個小小的“角落”。而且，它正像斷了線的風箏，漸漸地、漸漸地淡出我們的藍天。數也數不清的人根本沒聽過“勞工”這個詞彙，甚至好多人不知道當年日寇曾擄我同胞4萬餘人至日本充當苦力。如今，中國的國土上僅存數百位當年勞工的幸存者，他們也都是耄耋之人了，再過兩年，他們將永遠融化到藍天裏。
數十萬媒體人也是一樣，他們之中關心勞工命運的人物幾乎是微乎其微。
@@1.從精神到物質的“財主”
李良傑老人家住通縣宋莊鎮的一棟樓房裏，實際上我們是通了好幾次電話才約定見麵的。
兩年前初見李老給我印象頗深：雖然嚴寒中的北京陽光明媚，卻也是寒氣逼人。可迎接我們的他卻把春風般的微笑掛在臉上。李老漢身材高大、衣著整齊、滿麵紅光、聲若銅鍾、精神矍鑠。我觀察他：第一，他不像個農民；第二，他不像73歲的老人；第三，我甚至有些懷疑他是否經曆過被擄日本九死一生地獄般的折磨。
我在河南省、河北省采訪的勞工不下五六十位。他們之中的多數人，把在日本國的悲慘經曆所引發的精神抑鬱帶到了今天。他們都是老態龍鍾，一臉的滄桑，一身的病痛。坐在他們身邊采訪馬上就可以感染到當亡國奴時的屈辱和悲傷。而且，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還生活在貧困之中。雖然我們中國人當亡國奴的經曆已經過去60年了。
而老李不，他是個“財主”，從精神到物質。
沒聊幾句我就開始和他調侃，我說：“老李呀，我看你不像個老農民，倒像個大幹部呀。”
老李聽了哈哈大笑了起來。他轉身幫我從車上拿下攝像機、三腳架，並用笑聲、禮貌和中國農民特有的熱情，把客人一股腦兒地帶進他溫馨的家中。
老李的夫人慈眉善目一臉的慈祥，她60歲上下，是個整整齊齊的河南老太太。看一眼我就知道老李怕她，在中國社會一般幸福的家庭都是這個樣子。
在電話裏我們就聊過很長時間，今天見到他的夫人，我很高興。因為電話中的人物和現實中的人物是那樣的吻合。在這之前，我就了解到老李一直被老伴兒“怒斥”為：“有病！怎麼七老八十的還變成了書呆子了？還要寫什麼書？”
老伴兒每周給老李炒一鍋菜爾後去親戚家。她看見老李就來氣，所以，“眼不見心不煩”。
我問老李一連七天都吃什麼菜？老李微笑著回答：“蘿卜。”他補充道，“愛吃。”
老李的客廳有一圈講究的真皮大沙發，茶幾上是五顏六色的新鮮水果。如果在改革開放前誰家擺這些玩意兒的話，有可能是蠟藝品了。而當時是2002年12月，我第一次采訪老李就是這個時間，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景。
12月的北京就是冬天，它與豐收的秋天是不同的。馬上就可以聽到2003年的鍾聲了。對現實再有意見的中國人，即便是一位牢騷滿腹的人，也感覺到了時代的強勁脈搏，感覺到生活水平的逐日提高，更何況老李這個“摸過地獄之門”的人呢，好比說一個人左眼看到了不公平的腐敗，而右眼也確實目睹到了一天天的富足和美好。
老李的身份證地址在“河南省內黃縣豆公鄉李大朝村”，像他這樣名不見經傳的河南農民如果在20年前，說是“在北京郊區買一處公寓樓房、頤養天年”，這恐怕是天方夜譚。當曆史的一頁翻到今天，在中國農民生活中這樣的事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我在日本生活過7年，從北海道到東京，從富士山下的富士宮市到日本國南邊的大阪我都駐足生存過。我認為老李的生活比一些日本國民的生活還好。首先，他住三室一廳100平方米上下窗明幾淨的房子，日本人俗稱3DK。其次，熱水、電視、手機等等一應俱全。另外，他訂閱11份報紙，每月光電話費就在2000元人民幣上下。這個電話費的消費水準是個什麼概念呢？日本國民可能不清楚，簡單的解釋就是：一個普通中國國家公務員的月工資，被這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農民每月打電話使用了。
給誰打電話呢？我很關心。
@@2.生命不息，心氣不減
老李要寫書，聽口氣是他畢生的夙願。而他自己所敘述的人生軌跡頗具傳奇：
“農民、勞工、國民黨軍人、解放軍、農民”。而且，老李人生的每一段都出彩兒。
我被抓到日本的一年裏，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我常想自殺。
“在國民黨軍隊的一年中，我還沒有看見光明，可以說是在黑暗中摸索。”
少年時代的他最愛聽長輩講《三國》、《嶽飛傳》，你會悟到，原來他身上有這些人的影子。
13歲時被日本鬼子兵抓勞工時他居然說：“讓我爹留下！我去！”鬼子們還被驚呆了。
在日本，鬼子讓他當勤務員，他說：“我不伺候你！”他嘴巴立刻被抽出鮮血。
到了“國軍”，他居然乘亂把“欺壓咱弟兄們、吸老百姓血”的營長給槍斃了。
到了解放軍，他立功八次，我親眼見到朱德、林彪給他簽字的《立功證書》。
當了農民後，他最大的成績是教育出五位在北京經商的兒女。所以，他成了大款的爹。
他最大的困惑是“每月怎麼才能花完兒女讓必須花完的1萬塊錢”。我開導他應該學習貪官汙吏，先去找小姐，再去下館子，1萬塊三天就花完了！他嗤之以鼻，說：“切！”
他最大的生活樂趣是資助貧困的鄉親們，他每年必給敬老院一定數量的錢才心安理得。
他憧憬著在有生之年再回到當年在日本國當奴隸的場所看看，祭奠死難的同胞。
他的希望是有律師幫助他，就侵華戰爭中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起訴日本政府。
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寫一本關於自己一生的書。
@@3.要寫下被擄日本苦工的血和淚
寫書，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這對沒有文化的李老漢更是如此。於是，他訂了十幾種報紙，邊學邊幹。別看李良傑老人是個遊手好閑的老農民，對天下事，他還真能說出個“子醜寅卯”來。雖然他常說錯話，卻足以見得他是在認真學習。
他拍著我的肩頭說：“我早認識你！”——嚇我一大跳。早？！多早？為什麼？
“你等著！”他轉身進書房搜出一大摞河南省的《大河報》來。你看看，這不是你的書在河南《大河報》的連載嗎？我拿著一大摞舊報紙不知說什麼才好。不是所有“作者”都可以這樣麵對“讀者”的，因為“偶遇”在生活中的概率太低了。
所以，我開始從心裏感激起老李來。
寫書，就不能光寫自己，他還要寫下“被擄日本勞工的血和淚”，也就是說要寫別人。寫勞工，就牽扯出日本侵華戰爭的曆史，連帶出中日關係的曆史。而且，寫勞工，不但要寫當年被日本工頭毆打致死的，還要和幸存者一起回憶出餓死、病死、累死、工傷致死和自殺死亡的中國同胞的具體情況。這對於一個從沒上過學的文盲來說，是很困難的。最重要的，老李在聯係今天還僥幸生存的全國各地的勞工們，尤其是河南省的幸存勞工們。這不但需要打電話，還要去上門采訪。我們不提老李今年75歲，我們把數倒過來，57歲，而且是公費，又會怎麼樣呢？中國這樣的人不多吧？
我們批判日本右翼的學者的人數比潛心研究自己勞工口述曆史的人要多得多，要知道，研究“自己的苦難史”比批判別人“不謝罪”要重要得多呀！我理解：“要先愛自己的國民，然後再批判外國逆潮流而動的荒唐意識”。在學術上，我認為這才是新思維呢。
寫書，就要有素材、有生活、有聯係、有感悟、有商討、有對國家政策的分析，還不能閉門造車。所以，需要打電話，需要多方聯絡，需要看報紙。老李親口對我說，他每年訂閱報紙的錢也需要3000多塊錢。他說：“沒有文化比貧窮還可怕！”
那麼，這麼多的錢上哪裏要呢。
“我兒子可不如你們，他不是文化人，他們認為我多花錢才幸福。還讓我去旅遊！”
嗔怪之餘，老李悄悄對我說：“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孝順啊，他們在北京給我買了這套公寓，而且，規定我每月必須要消費人民幣1萬元出去。”他指著書架說：“這不，我訂了十幾種報刊。”
我分析不出他是責怪子女呢？還是誇子女？但是，我實實在在地感到了老李子女對老李的尊重和孝順。感覺到勤奮的老李在子女的幫助下，也許真的能寫出回憶錄來。
@@4.摸過地獄之門的人
老李說他父親年輕時逃荒到了中國河北省的新樂縣。1930年4月24日，他出生在河北省的石家莊。1937年盧溝橋事變時他已經記事了。
老李說：當時逃難的人、失敗的國民黨兵向河水一樣向南流。火車上擠滿了人，走得比牛車還慢。我和母親隨著人流往南逃，從七八月開始逃，第二年的春天又一次到了石家莊。1943年11月16日，日本鬼子來到我的家，四處搜，我還在挖白菜。鬼子沒說任何話，上來就捆。保長對我說：“別掙紮了，要不，抓走你爸爸！”我爸爸當時60歲，還有妹妹和媽媽。
我一挺胸說：“我去！把我爸放了！”
三個鬼子聽了一愣，放下大槍，伸出大拇指，向我稱讚道，“邀西！”
那是我學會的第一句日本話，我還重複了一遍，鬼子們都樂了。
老李說：我當時13歲，雖然瘦得像高粱稈，但是個子卻不低了。鬼子用繩子拴住我的脖子把我像拉一頭驢子一樣拉到村口，我看到已經有我們村和鄰村的百十人被抓。老陽當頭，刺刀閃光，塵土飛揚，沒吃沒喝，我們被日本鬼子押著，浩浩蕩蕩地走到夕陽西下。在一個山窪裏，鬼子讓我們數百人都跪下，然後，四麵架起機槍。
我想，我父親就我這麼一個兒子，我可不能死在這兒。趁著夜色，我就往牲口群爬。
抓來的中國騾子、馬與抓來的中國人“一樣的地方”就是聽不懂日本話；“不一樣的地方”是它們不知道日本機槍的厲害。它們餓了，就四處尋覓能吃的東西。鬼子知道牲口們走不遠，所以沒太計較，也就沒開槍。我藏在一頭大騾子下麵，到後半夜，大騾子居然把我帶進一片有草的山溝裏。我悄悄騎上大騾子順山溝往下走，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上了。天蒙蒙亮，我到了行唐縣。晨曦中，整個行唐縣縣城像死了一樣的毫無生機。我好不容易敲開一家人的門，說我是逃出來的。我喝了三瓢水，又狼吞虎咽下幾個餅。這家老人說，“15天前，這個村子的100多青壯年都被抓走了，陸續逃回6人，你趕快走吧！”
一路上我緊走慢趕，拉著騾子回了家。等到了家，連累帶嚇得仿佛被扒了一層皮。一家老小由驚嚇到驚喜，又驚恐萬分地抱頭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