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後的1947年我結了婚，經人介紹我在新豐旅社當會計，解放天津的炮聲一響，我和妻子兒女回葛沽老家。戰爭平息，我再到新豐旅社一看，所有的東西蕩然無存，可惜我兩年積蓄的小家庭又毀於一旦。”
我了解到，在1949年以前，除去反侵略、反奴役的戰爭，付錫慶沒參加任何國內戰爭，沒參加任何團體，沒有任何命案在身。
解放以後，付錫慶基本在天津葛沽鎮工作，當過葛沽鎮人民政府的秘書，從1958年到1989年在葛沽鎮清潔隊擔任隊長。1989年退休，按當地政策一次結清，給了1960元人民幣。從此，再無任何經濟來源。付先生說，1956年以前他一直每月掙18元人民幣，當時，他要養活7個孩子。曆次政治運動他首當其衝都是受批判的對象。其中的甘苦，我這個作家用筆墨難以形容。如今，付先生有孫子、孫女11人，有重孫子5人。全家一共32人。付先生現在和二兒子住在一起，二兒子51歲，下崗。兒媳無工作，重病在身。付先生的房子是1976年大地震時自己蓋的，有80平方米。我發現付先生的床非常高大結實，是鋼鐵結構的。付先生說，下雨時屋裏就要進水，有一尺深。不用淘水。因為，雨過天晴，豔陽高照，這些水會慢慢地流入天津海河，彙入中國的渤海。
我對付先生說，我在日本國用6年時間采訪二十幾位原侵華日軍老兵。他們現在每月領取日本天皇的“恩給”十幾萬日元，給到死亡為止。在侵華戰爭中戰死軍人的遺孀也領取相當於日本人工資的1/3或者1/4的“恩給”。台灣的抗戰老兵有“終生俸”，每月1.5萬台幣。“您對此有何看法？您對自己參加盧溝橋事變身負重傷遺憾嗎？”
付先生說：“滄海桑田，世事巨變，68年前的盧溝橋事變我參加了，68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人民生活幸福，安居樂業。我國沒有被外國侵略者占領一寸土地，‘華人與狗’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68年前，21歲的我參加二十九軍，為保衛我們祖國的土地和尊嚴負了傷，我不但不後悔，還感到光榮。如果曆史的一頁翻回去，我還要參加二十九軍！”
同去采訪的還有天津津南區民政優撫科的王俊山和天津葛沽鎮民政辦的宗長生主任。王科長對我說：“1999年以後每月都給付錫慶老人一定的補助，現在大約每月500元。葛沽鎮的下崗工人有幾萬人，很多人生活都不富裕。但是，這兩年，財政再困難，對付錫慶老人的醫藥費也是實報實銷。誰讓付老爺子是咱天津市惟一健在的、參加過盧溝橋事變的二十九軍老戰士呢！”
王科長握著付錫慶老人的手，用滿口的天津話說：老爺子！我們基層政府對前抗日國民黨老兵始終沒有相應的優撫文件。但是，您聽好了，隻要是中國共產黨在，我們中華民族在，我們各級組織在，我們就永遠承認您68年前在盧溝橋事變中為祖國作出的貢獻！我們忘不了二十九軍！87歲的付錫慶一下子老淚縱橫。
我正在拍電視片，也不覺流下了感動的眼淚。付老爺子的女兒遞給我一條毛巾，我使勁擦了擦湧出眼眶的淚水。我想，在中國境內，我是采訪抗日老兵最多的人。不管在雲南，在東北，不管抗戰家屬遞過來的毛巾、水杯、飯碗、板凳是什麼樣子的，我馬上會用。在日本國境內，我是采訪原侵華日軍老兵最多的中國人。他們遞過來的毛巾、酒杯、飯碗我也都用。物品，是心情、國力、文化、生活水準的象征，也是采訪者和被采訪者溝通的媒介。
我之所以流淚，捫心自問，讓我感動的是天津地方幹部的講話。麵對我們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曆史，天津津南區政府有資格說“沒有愧對曆史”。
大雨傾盆，嘩嘩作響，雨淋在付錫慶家的鐵皮屋頂上，轟隆一片，像擂動的軍鼓。這是今年第一場大雨。付先生家也快進水了。
我支好攝像機對87歲的老兵說，我要回北京了，您再給我唱上一首二十九軍的軍歌吧。
付老爺子扶正假腿、挺直腰板說：好！我給你唱一首二十九軍改編的嶽飛的《滿江紅》：
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首《滿江紅》便是二十九軍的軍歌。
最後說一句，不知您聽了這樣一首軍歌，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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