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李連春一家人生活得很安定祥和。
李連春的女兒是小學教師，她不幸骨折正在家中休息。她對母親的經曆了如指掌，她的母親和我們說什麼時她並不回避，就坐在旁邊聽。
滇西抗戰專家沙必璐女士對我說：“李連春老太太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是，她被侵華日軍強擄為性奴隸時間長達半年，每天被迫受到二三十名日本兵的強暴，居然沒有得性病。逃出後，還和丈夫生了幾個孩子。”
@@3.我要去日本國起訴他們的戰爭罪行
李連春老人不幸於2004年1月10日去世，她的夙願戛然而止。
日本國的右翼學者可以彈冠相慶了，雲南的惟一“人證”消失了。我一直認為日本右翼學者的任務是：篡改曆史，不承認侵華戰爭的罪行，從而保護日本國的利益。
我在日本國工作的朋友朱弘先生在給我的電子郵件中說：李連春在一周前的下午五六點鍾晚飯時分（當地習慣一日兩餐），突然從小凳子上滑倒在地。從此全身無法動彈，不能說話，水米不進。也就是說，她直到去世，約一周時間水米不進。但直到去世，她眼淚不斷流淌，似乎有相當的自我意識。由於她的血管過於脆弱，當地醫生試圖注射點滴而無效。於是，李連春開始處在彌留時分。絕望的家人按當地習俗，隨時（一刻不斷地）有親人守候在她的身邊。
一周之後，當最後瞬間到來的時候，由大女婿甫發禮和另一個男子（李連春丈夫的弟弟的兒子）把她從床上抱到木製靠椅上坐正了，一個人用手托住她的下巴——使她的嘴得以合攏，一個用手揉她的眼簾——使她的眼睛得以閉合（當地習俗叫做“接氣”）。
前後約10分鍾，老人輕輕咽下最後一口氣，永遠地逝去了。
逝後第五天的1月14日，老人下葬了，是土葬。據說墳地距離村子有兩公裏左右。她的左手是丈夫高習賢的墳墓，右手側後方是兒子高成樹的墳墓。家人說三年後立碑。而兒子高成樹的墓碑則必須等待他自己的後人（兒子）成年之後才能樹立。
朱弘先生判斷：老人死因大概是腦溢血。在水米不進的狀態下，她尚能存活一周時間，那麼如果是在城市，好一些的醫療條件也許能夠挽救她的生命。
2003年11月，朝鮮的樸永心老人離開雲南之後，當地保山電視台副台長李根誌和戈叔亞等人上山采訪了李連春老人。他們告訴我：老人頭腦清晰，依然健康。直到我告知老人去世的消息，大家在驚愕之下才反應過來：老人當時提到自己“近來時常頭昏”，而且抽煙很凶。保山電視台的采訪是在12月初進行的，僅僅過了一個月，她就倒下了。
“李連春老人在20世紀80年代回到過鬆山（老家是白泥塘村），回憶中‘住在一起的’‘慰安婦’包括朝鮮人、日本人以及‘我們中國北方的女子’。就‘慰安婦’的籍貫而言，滇西一帶肯定有台灣來的，在整個滇緬戰區絕對有廣東來的。但雲南山民印象中的‘北方人’究竟是哪種概念，這已無法確證。”
以上，是朱弘和高玉蘭（李連春的女兒）夫婦交談之後的總結。
因為高玉蘭不熟悉鬆山的地理環境，所以無法判斷當時慰安所的具體位置。“文化大革命”時期丈夫去世之後，李連春老人為了維持生計做過小生意，被批判。加上“曆史問題不清不白”，再被批鬥，強迫“學習”。她對子女的期待就是：遠走高飛，永遠不再回來！三個爭氣的女兒確實達到了這個目標。惟一的兒子之所以留在本地，是因為他是“獨子”的身份——失去了參軍的機會，不幸死於癌症，留下兩個幼子。
最早指責李連春老人“曆史不清白”的是她那個脾氣暴躁的公公——他嘴上時常掛著這樣一句話：“這個兒媳是壞人，如果是好人就不會跑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了。”李連春隻能默默流淚，但她始終孝順這個脾氣糟糕的公公，直至為他送終。
我當年在采訪李連春時就聽到過來自當地官員的非議，說明李連春遭受過的最厲害的議論可能還不是來自她公公的。2000年，當她試圖辦理赴日本國際法庭作證的手續的時候，被當地有關部門拒絕。
雖然這是道聽途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連春沒去成日本。
時至今日，日本沒有對侵華日軍在戰爭中強暴過的中國婦女作出任何致歉和賠償。李連春老人是敢於站出來的被侵華日軍強擄為性奴隸的中國女性之一，這樣的女性占中國受害者的幾十萬分之一，現在還健在的我知道有兩位，她們分別是中國山西省的劉麵煥老人和萬愛花老人。這兩位都去過日本數次，就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的罪行起訴日本國政府。李連春通過雲南的抗戰學者知道了她們的壯舉，也數次提出訴訟的希望。
她無法公開控訴侵華日軍的罪行了，她的離去又一次說明，以親身經曆控訴侵華日軍罪行的“人證”正在逐漸消亡。
1948年12月，日本戰犯在遠東國際法庭上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