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強擄日本苦難勞工中走出的惟一醫學專家
鳳儀萍，76歲，祖籍上海。
初見他是在北京一家飯店。令我吃驚的是他不像一位76歲的老人，文質彬彬的。
細細一品，他和其他勞工一樣充滿滄桑、充滿艱辛、充滿苦難。
勞工生涯隻一年，苦難就足足可以貫穿人的一生。鳳儀萍也不例外。
當年被抓到日本的勞工有4萬多人，如今活著的不過千餘人。
他是被侵華日軍擄到日本苦難勞工中走出的惟一醫學專家。
我早聽說過他，一直想采訪他。寫過《尊嚴》的作家李瑉女士向我反複介紹他，說“往往在電話中，鳳先生就會泣不成聲……”。
我想，苦難的勞工談及“勞工的苦難”時往往如此。我采訪過百多位當年被侵華日軍抓到日本國服苦役的勞工，我感到，今天已經沒人可以完全理解當年我們的父輩當亡國奴的滋味了。畢竟，時代不同了。我們作家的任務隻是把這種滋味、這種口述的曆史，盡可能地傳達出來，留給我們的後人，留給我們的民族，留給我們的曆史。
我決定自費去采訪他。我把這一信息傳達給鳳儀萍先生。
1945年日本投降距今已經60年了，能“口述曆史”的老人已經寥寥無幾了。最重要的是：偌大的中國，還有幾人在做這樣的采訪工作？
有個插曲在這裏有必要說一說，中國還真有這麼一些人在鍥而不舍地做這項工作。他們是哈爾濱的王曉兵，上海的蘇智良、王選、楊克林，四川的樊建川，雲南的陳祖梁、沙必璐，北京的李瑉等。日本國的右翼學者有強勁的大財團資助，中國人恰恰相反，全靠自己。
最近，在《國際先驅導報》上有這樣一篇報道，闡述日企支持右翼教科書。報道這樣描述：隨著日本進入四年一度的教科書審定季節，新曆史教科書編撰會的《新曆史教科書》再次引起世人關注。由於初中和高中生在6年的學習時間裏一直在教室中接受曆史教育，因此歪曲曆史的危險性比起參拜靖國神社的嚴重性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被曝光的送審本，編撰會的教科書進一步歪曲曆史，推卸自己的戰爭責任，隱瞞加害事實，將侵略戰爭描寫為自存自衛的戰爭，與2001年版日本教科書相比更加變本加厲。
編撰會從傾向於右翼的大企業得到充分的資金，朝日啤酒、三菱重工、日野汽車、五十鈴汽車、住友生命、味之素、東京三菱銀行、清水建設、中外製藥、大成建設等眾多日本大企業支持編撰會。朝日啤酒名譽顧問中條高德在編撰會會報《史》上公開聲稱：
“不參拜靖國神社的政治家，根本沒有當政的資格！”
日本人在日本國忙自己的事情；中國人其實也在中國忙自己的事情。
我作為一個中國的作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采訪親曆抗日戰爭的最後一批人。我想通過“人證、物證和口述史”留給人們更多的思考。我盯緊鳳儀萍就是這個目的。
我們中國受日本國侵略15年，有3500萬人傷亡。可以說在侵華戰爭中有無數的鳳儀萍當過日本侵略者的奴隸，但是，今天，鳳儀萍式的人物卻屈指可數了。怎麼辦呢？
@@2.由於絕望，我也想到了自殺
鳳儀萍先生自己來北京了。他現在就坐在我和作家李瑉的麵前。
“聽說你們要自費去采訪我，誰花錢都一樣，還是我從廣州來見你們吧。”鳳儀萍先生微笑著說，“我很忙，還要馬上回去。”
我雖然鬆了一口氣，但是，新的煩惱又湧上心頭：他的生活環境是什麼樣子呢？
“半個多世紀，在一個人的生命曆程中是漫長的。您又是高級知識分子，那麼，為什麼不自己寫一寫自己的人生經曆呢？”我問他。鳳先生平靜地回答：“我是外科醫生，每天都有手術，拿起手術刀切開病人的身體，我可以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我幾乎每天都上手術台。但是，我不可以回憶當勞工的歲月，也不可以提筆寫，因為，那是難以言傳的悲傷、悲憤和悲情。”
鳳儀萍1930年12月出生於上海南彙縣，1937年7月日寇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進而推開全麵的侵華戰爭。幾乎同時，上海淪為日寇鐵蹄下的孤島。那時，鳳儀萍剛邁進小學的課堂。上海淪陷不幾天，他父親的木材公司就破產了。
戰爭給鳳儀萍的家庭事業帶來極大的打擊，使他們一下淪為赤貧。
鳳儀萍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推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這並不單單是他父親的木材公司破產的事情。鳳儀萍教授說：1936年的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占工業總產值的20.46%，如果不把農民自給性的加工計入手工業產值，則1936年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占工業總產值的6.%，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4.48%。資本主義工業的這個比重，相對於中國較晚的現代化起步，已經是一個巨大的發展，鳳儀萍教授分析，中國戰前這樣的一個發展基礎，在戰爭中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的損失。一方麵是日本在廣大的淪陷區破壞或者完全控製了中國戰前業已建立起來的現代工業，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另一方麵，在那些尚未淪陷的地區，不管是有限的現代工業部門還是傳統的農業經濟，都被迫以應對戰爭的特殊需要為第一要務，根本談不上發展。
鳳儀萍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深夜，遊擊隊和日寇進行激烈的槍戰。
1944年8月，剛上初二的鳳儀萍被端著三八槍的日本兵抓到上海虹口的一個集中營。他們這一撥兒老老少少300人，老的有60多，最小的就是鳳儀萍。那時他14歲。
“父母還不知道呢”，他們300人就被日軍押上一艘日本運輸船。
在黑黑的底艙，大家說：要把我們抓到什麼地方去呢？有人說：是不是日本人要把我們的血吸幹呢？眾人誰也不知道船駛向何方，更不知道命運的福禍。
船在風浪裏行駛了近一個月，後來，在日本國的門司靠了岸。
我調查過百十位勞工，知道戰爭時美軍的飛機天天轟炸，所以日本商船的行駛路線不同，而且很慢。而門司在日本國最西邊，是距離中國最近的港口。
鳳儀萍說，他們這些人在門司上岸後又被押上火車。車往北，經青森過津輕海峽到北海道的函館，再轉火車到栗山角田煤礦，下井挖煤。當時工具是半機械化，日本人全是工頭。中國被強擄勞工住的工棚叫“共榮寮”，每天吃的是土豆、蘿卜湯和湯中幾粒可數清的米。因為中國勞工不能洗澡，渾身上下有虱子，所以，日本工頭叫中國勞工“支那蟲”或者“南京蟲”。
如果聽到叫“41號支那蟲”，那就是喊鳳儀萍呢。
每天清早大家都被叫佐藤的日本工頭用皮鞭抽醒，頂著刺骨的寒風，穿著單薄的衣服走到角田坑洞口。然後，每人領一盞礦燈戴在頭上，開始下井。為了禦寒，有人把紙片、草和破布都紮在破衣服裏，走起路來嘩嘩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