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的工作內容是：打眼、放炮、煙塵未散就進去裝鬥車。每天清早7點進洞，晚上11點監督檢查，合格後才能爬出礦井，回到工棚。由於沒有排風設備，坑道中的空氣汙穢不堪，充滿煤塵。在日本工頭的監督下，同胞們要拚命地挖煤、裝車、往外推車，動作慢一點馬上就會招來毒打。
鳳儀萍說：我回國十幾年了，每當咳嗽時，咯出的還是黑色的帶有煤粉的痰。那時，我在大學學醫，我自己都害怕。我生怕被同學、同事看見這一情景。
由於饑餓、寒冷、勞累、驚嚇和殘酷的暴打，有4名同胞先後上吊自殺，有幾十名同胞先後病死、餓死，有十幾個人開始往北海道的石狩山、石狩川方向的深山裏逃跑。被抓回來的同胞不是被活活打死就是被毒打致殘，沒打死的同胞已經是奄奄一息，由於不給吃喝和嚴酷的寒冷，最後的結局還是死亡。
共榮寮的寮長是原關東軍受傷軍曹，叫小田島，這個雙手沽滿中國人鮮血的家夥把中國勞工集合起來嚷嚷：“北海道四麵是海！你們插翅也難逃！你們沒跑的良民的有，逃跑的一律死拉死拉！”小田島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他幾天不親手打死一個中國勞工渾身都不舒服。我就親眼見過一次。64號是20歲的上海人楊啟新，因為饑餓和勞累走路直晃。中村工頭上去一拳打掉了楊的門牙；小田島照楊的後腦一棍，隻聽“啪”的一聲，腦漿迸裂，楊啟新就再沒站起來。
1944年12月，日本國已經窮途末路，鬼子們狗急跳牆，小田島大喊：“前方吃緊，我們要全力支援大東亞聖戰！向天皇效忠！”從那之後，我們勞工被強迫勞動的時間更長了。角田煤礦的巷道每延伸一米，都是用我們中國同胞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呀！每個掌子麵，每根木頭支架下都有咱中國人的鮮血和生命呀！可小田島吼叫：“你們這些支那蟲、南京蟲，誰敢偷懶！我打死誰！我們還會從你們支那那裏抓來大批大批的苦力！”
在坑道裏難胞們相遇也悄悄地說幾句話，內容大多是家中無人知曉，大家隻有絕望。我們絕無生還的希望了。想家，想念祖國親人，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妻子、兒女。
由於絕望，我也想到了自殺。我在想著自殺方式：是上吊？還是從山崖上往下縱身一躍？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迅速脫離這個苦海？我在苦苦找尋著。
難胞們都來小聲勸我：“同胞們之中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我們的苦難告訴祖國人民！”同胞們的鼓勵使我感到人間的溫暖，使我死去的心中又升起一絲曙光。我決定把自殺的念頭先放一放，先看看再說。
難胞中有兩位受傷被俘的新四軍，他們的宣傳最厲害。他們說：中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正在各個戰場浴血奮戰，日本帝國主義一定會被趕出中國的國土！中國不會亡！
在被強擄為勞工的苦難生涯中，我頭一次知道“共產黨和她領導的新四軍”。
受難同胞中還有兩個文化人，他們是勞工8號山要良老師和勞工28號費波老師。由於被捕前二位都是小學的教書先生，所以備受大家的尊重。他們二人悄悄地用小本子記錄下先後死亡的難胞姓名。小本子100毫米寬、150毫米長，有40頁厚，就藏在工棚裏，大家誰都知道。兩位老師叮囑我，將來有一天，一定要把這個小本子帶給祖國人民。這是咱中國人民深受日本侵華戰爭迫害的罪證呀！不久，這兩位可敬的先生也分別慘死在坑道塌方和毒打中。他們什麼都沒留下，隻有工工整整的字跡還留在小本子上。
接下來，我偷偷地接著記錄一位又一位慘死者。
到1.45年10月回國時這個小本子上已經整整記錄了98位死難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勞工號碼。整整60年了，這個小本子始終和我在一起。
這是咱中國98位死難的同胞呀！
兩三天死一個。餓死、凍死、被打死、病死——悲慘呀！
就像發生在昨天，我始終放不下這98顆心。
說到這兒，鳳儀萍先生泣不成聲。
鳳儀萍先生來北京是3月25日。26日一早，他先去天安門廣場看了升旗儀式。他說：“看到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穆，人山人海，儀仗隊整齊劃一、鏗鏘有力，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人們幸福、生活安寧，我觸景生情，百感交集，流下熱淚。現在的國富民強、國泰民安我是深有體會的。”
我記錄下的是鳳儀萍先生的原話，我不知該怎樣修飾這些話語。
@@3.在地平線上看見祖國，大家都跪下了
鳳儀萍先生是個堅強的人，是個儒雅的學者，是我們中國優秀的泌尿外科的醫學專家。但是，回憶起悲慘的異國他鄉的勞工生涯，他還是不斷地悲傷、悲憤，以致老淚縱橫。我為了調整他的情緒，不能不常常換個話題，或者給他倒杯茶。
鳳教授接著說，1945年10月，礦上來了兩位個子高高的美國兵，他們是來找尋在北海道做勞工的美國戰俘的。兩個美國兵對大夥說：“你們怎麼啦？還不知道嗎？8月6日及12日，美國在廣島和長崎分別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已經於8月15日投降了！”
“我們得救啦！”勞工們都歡呼了起來。
我們一起被捕的有300人，不到一年時間被打死、餓死、病死、逼死1/3的人！
1945年10月我們離開北海道南下，重返押來的路線，路過長崎，我們見到原子彈爆炸後的慘景。日本國不是發動侵略戰爭罪孽深重的話，怎麼也不會把戰火最後燒到自己的頭上！我們的終點是到福岡、飯家的一個美軍基地等美軍軍艦回國。後來，加上一艘日本的“明優丸”才把我們3000多中國勞工送回上海。
當在地平線上見到祖國的國土時，同胞們百感交集，大家都跪下了，抱頭痛哭。
1945年11月3日上海各大報紙都報道了“被擄異國他鄉的受難同胞歸國”的消息。
從我被抓走，我母親由於找不到我，急得一病不起。這次，在病床上她伸出顫抖的手拉住我說：“孩子，哪兒去啦？！”
不到一個月，慈母就去世了。
我滿身心創傷，大病一場。後來，我父親說：“孩子，你再念初中吧。”於是，1946年2月，我又一次走進上海周浦中學。苦難是國家的，是民族的，是每一位中國人的。重返教室，我的手已經不會握筆寫字了。心理的創傷使我常做噩夢。為了早日從噩夢中醒來，我如饑似渴地讀書。
一位女教師見我如此刻苦問我其中原委，我一時語塞，一言難盡，隻有大哭一場。
1949年隨著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鑼鼓聲，我走進了江蘇醫學院。對於我這個九死一生的孩子來說，沒想到上了人民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