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竇太後問轅固老子書如何，轅固鄙視地說：“此乃家人言。”意思是不值一提。
竇太後立刻被氣壞了，她除了大罵儒家書是“司空城旦書”即罪人言之外還不肯罷休，又強迫轅固入圈和野豬搏鬥。
景帝雖然認為學術討論直陳意見不能算過，但又不敢違抗母命，隻好遞給轅固一把尖刀，把他放了進去。
也是轅固命大，碰巧一刀刺中豬心，安然無恙地從圈中出來了。
竇太後也不好再說什麼，轅固終於幸免於難。
景帝為了避免再起衝突，就把轅固調任清河太傅。
在這兩次儒道相爭的正麵衝突中儒家似乎並不占上風，說明道家主體地位依然很穩固。
但是儒生們並不氣餒，繼續努力，不斷完善自己的學說來適應新的形勢，擴大影響。
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描述的正是漢初儒道相爭的局麵。
道家主張“清靜無為”，對漢初經濟恢複、政治穩定起過積極作用。
同時它要求“君無為而臣有為”，希望君主“恭儉無欲”、“貴柔守雌”，這種主張也成了外戚、郡王等要求皇帝垂拱無為，不去幹涉郡國事務的借口。
因此形成了漢初皇帝權力下降，地方勢力過強的局麵。
儒家強調尊王權，大一統，適應了新的時代形勢，所以儒家取代道家作為統治思想是不可逆轉的潮流。
武帝即位後，麵對先輩的豐厚遺產，他希望把政權集中在皇帝之手，幹一番大事業。
新儒學正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才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出台，把儒學定為最高統治思想，從此道家學說退出政治意識主體地位。
二、關於尊儒若幹問題的辨析
被奉為一代鴻儒的董仲舒在景帝時已被拜為《春秋》博士，再次走入仕途時已五十八歲，可謂是大器晚成者。
為了研究學問，董仲舒經常用《詩經》中“夙夜匪解”來激勵自己，三年都顧不上抬頭望一眼窗外翠綠的菜園。
他領悟儒家經典，尤其對《公羊春秋》的研究更為透徹。
他同時又廣泛學習陰陽、五行、道、法、墨等其他各家思想和主張，吸取適合自己的成分，把原有儒家體係進行改造和發展，使其更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並終於在武帝策問中脫穎而出，圓滿地回答了所有提問，闡發了公羊派儒學“大一統”主張，奠定了儒學成為帝製社會統治思想的基礎。
一般認為，漢武帝是采納董仲舒對策中的建議，卓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
但董仲舒究竟於何年對策？
史書卻語焉不詳，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迄今亦無定論。
因此，董氏對策的年代，自然就成為論述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先需要辨析的一個問題。
大體說來，學術界關於董仲舒對策的年代，曾提出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二月、元光元年五月、元光二年至四年、元朔五年等不同的說法。
各說雖都列舉出了不少賴以支持自己觀點的理董仲舒由，但卻皆非“堅壁不可撼”。
相對來看，建元元年說和元光元年五月說，獲得較多學者的認同，是比較普遍的看法。
當然，這兩說再作比較，又以建元元年說更具普遍性。
我們認為，在當前沒有發現更新的資料情況下，暫依建元元年說不失為一種較為合適的選擇。
為什麼這樣講呢？
主要是因為此說能較好地融彙史書中的各種記載，使之在邏輯上合乎情理。
大家知道，《漢書·武帝紀》明確記載，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在建元元年，而同書《董仲舒傳》則言，“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發之”。
這就是說，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對策中的有關建議之後，才下詔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
所以，董氏的對策，唯有在建元元年，才能將《漢書》
中這兩處記載統一起來。
當年司馬光等編撰《通鑒》，之所以將董仲舒的對策係於建元元年，最根本的依據，恐怕正在於此。
這裏，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漢世詔舉賢良，率有對策，而且一個人可不止一次被舉為賢良。
如公孫弘，於“武帝初即位”和“元光五年”兩次被舉，即為典型實例。
公孫弘既被舉賢良兩次，表明他曾對策兩次。
有研究者推測，董仲舒的對策也不止一次。
史籍中許多蛛絲馬跡表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應對過策，隻是策文非《漢書·董仲舒傳》所載‘天人三策’而已。
史書所以未明載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事，恐因武帝初立，‘好黃老言，不說儒術’的竇太後尚在，武帝雖以董仲舒之策為優，但以其推崇儒術，所言又直，不敢擢其為舉首。
董仲舒既非舉首，建元元年事遂沒”。
我們以為，這個推測，有其一定的道理。
據此來看，《通鑒》係董仲舒對策於建元元年，既對又不對。
對者，這年董氏確有對策之舉；不對者，這年董氏的對策，並非天人三策。
至此，對《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段資料的理解，也就豁然貫通了。
原來這是董氏的又一次對策，論者多以“天人三策”當之，或近是。
最後的“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句，應是高度概括的話，意謂自此之後，有董仲舒、公孫弘等人才陸續脫穎而出；而不是元光元年五月對策出了董、弘等人才。
事實上，這個道理非常清楚。
因為公孫弘的“出”，是元光五年對策後，被武帝擢為第一才實現的。
董仲舒極力鼓吹“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說，指明皇帝是受天命而立，不可違抗，又提出“三綱五常”說，要求臣守臣位，民安民分，天子統治是天經地義的。
這種論調讓武帝十分欣賞，因為這樣就找到了消除諸侯勢力，統一天下，加強中央集權的理由。
董仲舒主張的君權神授思想和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不謀而合。
同時他建議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消除了曆經幾代的儒道之爭，去掉了武帝的一塊心病。
但是武帝真是完全按照董仲舒學說循章照辦了嗎？
這是我們必須辨析的第二個問題。
據《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乍看起來，這裏的“罷”是罷百家之言，但實際上不過是表麵文章而已。
武帝真正奉行的仍是廣開門路兼容並蓄的政策。
如“學長短縱橫術”的縱橫家主父偃，陰陽家嚴安和“以辨博能屬文”的終軍，通過上疏均受到重用。
武帝還在元光五年（前１３０）至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先後六次下詔，選拔諸子學者，可見並不是隻用儒學一家之人，儒之外各家並未全罷。
如果再看看下麵的一些實例，那麼，武帝沒有完全罷黜百家而是兼收並蓄的實情，便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