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治國決策中，必須有一個穩定而精幹的輔助性、顧問性團體（通常也具有最高執行權力）來為其服務。
“朝廷”職掌，恐怕正在於此。
怎樣處理好帝王與朝廷（大臣群體）的關係，始終是帝國政治運作中的大事。
漢初承襲秦製，朝廷中丞相直接輔佐皇帝，總領朝政事務。
由於丞相多由開國功臣出任，威重權大，地位極顯。
不僅對百官有統領之責，更有任免、考課之權。
他們直接參與決策，製定法律政令，一定情況下，即使對於皇帝的決定，亦可保留執行。
武帝即位之初，舊日功臣，率半凋零。
但當時按照慣例，丞相依然握有極大的權力。
武帝親政後，對此自然不滿。
一次奏事中，丞相田一再提名任命官吏，引起武帝惱怒：“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
這句憤激之言把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可謂一語道破，同時也預示著對於相權的剝奪已不可避免。
為了使自己能夠直接掌握行政大權，武帝必須建立一個完全由自己控製運作的親信機構。
後人為區別其與外廷因而稱作“中朝”。
“中朝”即內廷，是由侍從皇帝左右的一批“尚書”、“內侍”組成。
尚書本是少府之屬官，漢初之尚書主要職掌文書，傳達詔令。
武帝時開始任用其為內廷辦事人員，並一度用宦者充當，尚書令改稱“中書謁者令”，又設置仆射為尚書令之副職。
後因國事日重，尚書機構亦隨之擴展，分事四曹各司其職。
《漢歸儀》記載其職掌為：常侍曹尚書，主丞相、禦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曹尚書，主外國四夷事。
由於武帝對尚書的重視，其職權漸漸擴大，地位亦日益重要。
此外，武帝又通過賢良對策、官員薦舉及自薦等方式，集中選拔一批近侍之臣。
他們由庶僚加銜侍中、諸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從而以加官之資入侍，成為皇帝親信內臣。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稱：侍中、中常侍可以出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掌顧問應對諸事。
名義上是侍從之臣，實際上參與朝政謀劃、決策，甚至執行中朝的政令決策，成為權勢漸大的中朝官。
中朝官秩位雖不顯赫，但其身份特殊，尤其侍中作用更為重要。
他們不僅參與軍國大事之謀議，還可奉命與朝廷公卿大臣論辯，甚至麵折廷爭而數詘持不同意見者。
其中像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等人，都是左右一時政令的實權派代表人物。
武帝即位不久，在吳王子劉駒的挑唆下，閩越發兵圍攻東甌，東甌向漢廷告急，武帝征求田的意見，田認為二越相攻漢廷不必出兵幹預。
嚴助據理力爭，武帝授其持節發兵之特權，會稽郡守以無兵符為由拒不發兵，嚴助怒持節斬殺一司馬，以明天子旨意，遂發兵渡海救東甌。
又如武帝為禦匈奴，曾下令北築朔方之郡。
當時的禦史大夫公孫弘以為這是既耗費民力、財富又得不償失之舉，數進諫請罷之。
朱買臣秉承武帝意旨，曆數利害十條，駁斥得公孫弘無言以對，隻好承認自己認識鄙薄，不足言事。
侍中加官，使一部分資曆淺、品位低的官員成為武帝內臣，享有特權。
以中朝臣身份越權而治，這使原來品位森嚴的朝廷，又樹立起一支直承帝旨的新生力量。
武帝充分利用近侍中朝，與聞政事左右政局，從而掌握朝政大權，壟斷決策程序。
這樣就把以丞相為代表的“外朝”逐步降為完全俯首聽命、忠實貫徹皇帝意誌的單純性“執行機關”。
中朝的設置，實質上乃是中央集權在帝國政府組織形式上的反映。
“中朝”崛起之時，亦是相權削弱之日。
武帝統治時期前後出任丞相者共有十三位，較漢初、文景之世，其地位、境遇可謂慘淡之極。
不但多遭譴責、嘲弄，被黜免者也不乏其人，甚至獲罪被殺。
尤其在武帝統治的後三十年中，該時期出任丞相的七人中：李蔡和嚴青翟因獲罪被下獄，皆自殺；趙周、公孫賀、劉屈被下獄處死；石慶為人小心翼翼，常不言事，勉強善終其位；而另一位不學無術的田千秋，隻不過因其才疏善諛而免遭不測，其拜相成為匈奴所不齒的笑料。
當時官吏皆視丞相為“畏途”，出任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多欲辭官以保其性命。
公孫弘與石慶都曾一再向武帝表達，願皇帝能收回其印綬，寧願告老還鄉以養天年。
昔日權傾一朝、位尊職顯的堂堂大漢丞相，竟然人人自危，視其位為致死之禍根，無人敢任。
公孫賀被拜相後，竟然頓首涕泣，不肯接受任命，哀求武帝收回詔命。
而事實上他最終也仍未逃出“亡命丞相”的陰影。
顯然，丞相職位已同虛設。
如此，武帝興中朝、削相權的目的，基本實現。
三、設置“刺史”
君主專製下的中央集權，目的在於對國土、民眾加強控製。
而皇帝個人意誌隻有通過參與政權的官吏集團才能最終實現，因此強化集權往往與強化帝權、加強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的控製相聯係。
這種控製的強化，主要依靠各級監察機構職能的發揮。
從某種意義上講，監察製度的完善與否是衡量一個政權是否成熟，統治是否嚴密、有效的重要標準，也是其控馭國家全局、掌握統治工具能力高低強弱的體現。
秦王朝統一後，在中央設置禦史大夫，下設禦史中丞及侍禦史等屬官，受公卿奏事，行使監督、檢查、彈劾權力；在地方各郡，則設置監禦史一職，負責監察其所轄一郡之官吏士民。
這樣，由禦史大夫、監禦史組成的全國自上而下的監察網建立起來，雖不盡完備，但業已初具規模。
漢承秦製，仍置禦史大夫一職，但卻基本廢除了地方監察機構。
地方監察職掌改由丞相便宜斟酌，不定期派員深入各地隨機調查，而不再設專門機構負責。
漢初社會凋敝，收縮機構亦在情理之中；地方平靜，無為而治，郡國並行，全麵監察似乎既不必要，也不現實。
武帝連年興兵，工程興作，財政窘困，在推行新財政政策的同時，承襲前代“入粟拜爵、免罪”的做法，又大置“武功爵”，從而將免役權和司法權部分變相出賣，後更發展為公開賣官鬻爵，從官吏選拔製度上為下層職官濫選及相關的司法混亂提供了條件。
而地方豪強亦乘機投機鑽營，興風作浪，通過經濟手段堂而皇之進入政治領域，謀求雙重特權，營私舞弊，魚肉一方，成為當時社會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吏治敗壞，官商勾結，甚至連中央派出的巡回調查的監察人員亦被牽扯進權錢交易，他們目無法紀，拚命聚斂，使許多地方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人禍加天災，部分地方農民破產嚴重，流民千萬計，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鑒於這種情形，漢廷不得不重新布置吏治監察。
元封五年（前１０６），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有屬吏十三人，即史稱十三部刺史。
地方區域的劃分，漢遵古製，於郡縣之上有州，州亦稱部。
據《漢書·地理誌》序介紹：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並夏、商之製，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
這種提法顯然是不夠全麵的，後人經考訂研究認為：武帝一代，應有司隸校尉和十三州刺史凡十四部，其中司隸校尉部轄七郡多在京師附近，其餘十三州大體為：１暢豫州刺史部，轄三郡一國；２暢冀州刺史部，轄四郡六國；３暢兗州刺史部，轄五郡一國；４暢徐州刺史部，轄三郡四國；５暢青州刺史部，轄六郡一國；６暢荊州刺史部、轄六郡一國；７暢揚州刺史部，轄五郡一國；８暢益州刺史部，轄八郡；９暢涼州刺史部、轄十郡；１０暢並州刺史部，轄六郡；１１暢幽州刺史部，轄九郡一國；１２暢朔方刺史部，轄四郡；１３暢交趾刺史部，轄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