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刑法誌》稱“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
《漢書·刑法誌》則記載：原本以輕、簡為特征的漢律，在張湯、趙禹二人的增補下，空前膨脹，“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這麼繁複的法典文獻，事實上連審判官也不可能完全讀完，更不必說掌握了。
“文書盈於幾閣，典書不能遍睹”。於是，酷吏贓官得以趁法禁之弊，肆意釋法，為所欲為，製造了許多冤獄，“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
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者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鹹冤傷之”。
漢·
拷打髡刑畫像石（摹本）山東諸城出土現可考的武帝朝增益之法律條目主要有《越宮律》，用於規範宮廷警衛及出入製度；《朝律》，用於規範朝賀製度；《左官律》《附益法》，限製諸侯人事、經濟；《上計律》《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則是用以嚴格職官責任。
此外武帝為加強鎮壓，又製《沉命法》，規定“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由於主管小吏唯恐不能如期破案而招禍，常隱匿實際情況，上下級之間也互相欺瞞。
這一時期最為荒唐而令人恐怖的罪名，莫過於“腹誹”。
史載，大司農顏異對武帝所製“白鹿皮幣”不以為然，認為其“本來不相稱”，張湯伺機誣奏他“不入言而腹誹，論死”。
武帝時期對於漢律的增補，其目“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製治清濁之源也”的在於加強控製，進一步強化皇權與專製體係。
但是盲目地依靠法律借以樹立特權，勢必使帝國法典層出不窮，過於蕪雜。
其最後結果，一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再則是酷吏秉承皇帝個人意願隨意運用、解釋判例，使所有的法律都成為專為皇權服務的暴力工具。
二、重用“酷吏”與嚴刑峻法
法律總是反映統治者的意誌，並且必須具有強製性。
無論多麼嚴密的法典，沒有法律執行者，那麼就隻能是無用的文字條目，而不可能成為約束全社會的具有普遍性的規範。
武帝時期，漢廷在猛增漢律的同時，也選拔了一大批鐵腕人物來運用、執行法律，在史書中他們被稱為“酷吏”。
正如海麵上每一座冰山都有相當大的部分浸於水下一樣，所有曆史現象的出現都具有其深厚的曆史背景，“酷吏”也不例外。
首先，武帝時期社會經濟發展，人口流動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空前增多，帝國基本社會秩序受到威脅；其次，武帝朝兵役、徭役、移民、賦稅等事務空前繁多，官府的約束性職能、監督性職能、社會組織性職能亟待強化；再次，當時社會分化現象嚴重，部分地主豪強、商人地主形成惡勢力，危害社會，激化階級矛盾；最後，吏道紛紜，良莠不齊，對官吏、諸侯本身的管理有待加強。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執法苛嚴、絕對服務皇帝的“酷吏”開始走上曆史舞台，成為武帝時期強化帝國法律的一個關鍵部分。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司馬遷《史記·酷枟漢書枠卷九十枟鹹宣傳枠。吏列傳》中所載酷吏除一人外，都是武帝時期的官吏，絕非偶然。
這與當時整個時代背景、法製要求是分不開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武帝的法製統治也就是酷吏統治。
武帝一代任用的酷吏甚多，我們姑且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主要酷吏是怎樣進行治理的：
寧成，南陽穰（今河南鄧縣）人，早年以郎謁者侍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
滑賊任威”。
曾出任中尉，行法不避權貴，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武帝時，升遷內史，其治嚴酷，對於官至九卿者亦敢動刑。
朝野積怨過重，外戚爭詆毀之，獲罪辭官。
歸鄉亦“為任俠，持吏長短”，“威重於郡守”。
趙禹，前文曾述及。
出身廉吏。
早年在太尉周亞夫手下供職，但一直未獲重用。
因其資格老，積勞升至禦史。
武帝認為他有才能，提至中大夫，與張湯一同增訂漢律。
史稱：“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前文亦曾述及。
長安杜（今西安南）人，生於官吏家庭，幼時就對法律、審案興趣極大。
一次，其父外出，他在家守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