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不僅進取，而且尚武。
這種尚武精神從他抗擊匈奴、征伐四方上雖已顯現無遺，但從他個人生活上，亦能看出其雄武豪放、勇敢奮發的尚武氣質。
例如他對狩獵的濃厚興趣，便很能反映這方麵的情形。
他不僅常常在皇宮的苑囿內縱馬射獵，而且還時時輕裝戎服，同身邊的衛士去田野裏擊鷹逐兔。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雲：“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
他的勇敢而冒險行為連臣下都為之擔心，司馬相如就曾上書勸諫：“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但武帝並未因此而絲毫怯懦。
漢武帝好獵狩，而且特別喜歡親自追逐野獸，充分體現了他的尚武精神。
總之，進取尚武的性格，正是漢武帝在文治武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源泉，這種積極向上的思想態度推動著他勇敢地去征服他事業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二、好大喜功
大凡古代成功之帝王，差不多都有好大喜功的特點。
好大喜功既有誇示功績、表明自得之意，又極盡炫耀、靡費之能事。
天之驕子漢武帝也正是這樣一位帝王。
上文已述漢武帝極具強烈的進取精神，在這種精神引導下，他的所作所為也無不包含著好大喜功的成分。
例如他恩威並施，迫使四方一一臣服，開拓疆域固然是其本旨，但憑借著劉家王朝的強盛，南征北伐，四處出擊，亦頗有自得地顯示富強、誇耀武力之意。
又如他大肆進行工程興作，築關中六渠，根本目的當然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但也有顯示自己一代帝王雄才大略的成分。
至於擴建長安城，大修宮室，興建茂陵，武帝好大喜功的特性則更是暴露無遺。
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本來就宮殿林立，富麗堂皇，人口密集，“五方雜錯”，商業繁榮，“郡國輻輳”。
經過擴建，長安城則更加雄偉壯觀。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中，漢武帝好大喜功的自尊心得到了極大的快慰與滿足。
而漢武帝為自己修建的茂陵不僅是漢代帝王陵墓中最高大雄偉的，他還在陵區設縣移民，形成茂陵邑，城內居住著大量達官顯貴和富戶名門，使茂陵邑成為京城長安附近的另一處繁華之地。
漢武帝不僅今生今世要讓人看到他的“豐功偉績”，死後更欲“流芳百世”。
從漢武帝精神世界的種種活動中，更能清晰地凸現他好大喜功的形象。
據前文所述，漢武帝曾於元封元年（前１１０）親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又於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宣布“改製”，建立漢王朝的土德製度。
關於這兩件事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前文已經述及，這裏不再重複。
如果僅從漢武帝個人來說，則是他誇耀豐功偉績的最充分的體現。
因為像這種規模宏大的典禮和改製之事，自漢高帝即位以來，雖然數次有人提出，前代的皇帝也曾想親躬實行，但均未成功，而漢武帝卻都實現了。
這是他對漢興以來種種“事業”所進行的大總結，充分顯示了漢王朝的統一與強盛，也正襯托出隻有他才是這樣盛世中的“英雄”。
漢武帝同秦始皇一樣，也喜歡到全國各地巡行，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巡遊的足跡。
而他所到之處既免除農民的田租賦貸，賞賜孤寡老人，有時甚至更賜天下民爵、酒食，充分顯示個人的慷慨與恩惠。
當然，武帝巡行還包含有其他種種複雜的動機與目的，但總能流露出他對當時大一統的盛世局麵和自己的功業“欣欣自得”之意。
西漢王朝在同周邊屬國藩臣的交往中，總是顯示出大國的風度與氣派，更極盡誇大炫耀之能事。
武帝在接見外國使臣、商人時，特別有意讓他們到各地去參觀，對他們熱情招待，不吝賞賜，以誇示漢王朝的強大與富饒。
下麵的一個具體事例，更能集中說明漢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大家知道，漢武帝好馬，特別愛好大宛的千裏馬。
當使者告訴他說大宛的千裏馬都藏在貳師城裏，不肯送給他時，一向唯我獨尊的漢武帝十分惱怒，但他還是先禮而後兵，於是吩咐工匠鑄成一匹金馬，再加千斤黃金，以如此高的代價來換取貳師城的千裏馬。
大宛認為貳師的千裏馬是他們的寶貝，不僅拒絕了漢武帝的要求，還殺死使者，劫掠了漢朝的財寶。
這一回真正傷害了漢武帝的自尊心。
為了複仇，更為了向大宛誇耀武力，“威行西域”，漢武帝便趁此機會大肆對大宛用兵。
他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領六千餘騎兵外加數萬名步兵，前去攻打大宛奪取寶馬。
但無奈大宛路途遙遠，又無接濟，費時兩年，李廣利大軍還是半途而廢返至敦煌。
此時，李廣利上書漢武帝要求罷兵歸國。
漢武帝聞此怒不可遏，認為他太給西漢帝國和自己丟臉了，便宣布：敢入關者格殺勿論！
李廣利不敢入關，隻得留守敦煌待命。
征大宛奪取寶馬失利，朝廷公卿大多主張放棄大宛，主攻匈奴。
但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卻不同意，認為大宛這樣一個小國都攻不下，不但得不到大宛寶馬，更會為外國恥笑。
於是他又發兵六萬，並派發十幾萬人為預備隊，準備接應；發牛十萬、馬三萬、驢和駱駝不計其數，運送物資。
這次大舉發兵終於迫使大宛舉城投降，漢軍擇取大宛良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牲三千餘匹，結盟而還。
至此，漢武帝的自尊心得到了滿足與快慰，既炫耀了武力又奪取了功名。
他便封李廣利為海西侯，以四萬錢勞軍，隨行軍士皆有賞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