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黃河是漢武帝在位期間更大的一項水利工程。
元光三年（前１３２），黃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十六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漢武帝派大臣率領數萬人，決心堵住決口二十餘年的瓠子口。
他親自到達治河現場，舉行祭祀儀式，並命令上自將軍下至小吏的群臣都“負薪”而往，以示治河的決心和對治河勞動的支持。
這次治理終於控製住了黃河水患，此後八十餘年，黃河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水災。
隨著農具製作的進步，農田水利的興修，農業耕作技術也大為發展。
而這一切又有力地促進了整個農業生產的發展，農田得到大量墾辟，農作物的種類逐漸增多，產量也大大提高，人口迅速增殖。
尤其武帝晚年，任用農業專家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其代田法及各種新農具，為以後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此，後文將詳加論述。
（三）手工業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鐵器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手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
當時的手工業，從經營方式看，有家庭、個體和官營手工業等類型；生產的目的除了自給自足之外，還出現了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較大規模的手工業經營。
手工業生產部門也逐漸齊全，專業性大大增強，今天我們能夠考見的當時的手工業部門就有冶金、紡織、製鹽、建築、造舟、造車、皮革加工、釀造、製陶、漆器製造、編織業等等。
而且在各生產部門，工種之間的分工也日益細密。
冶金業是漢武帝時期規模最大的手工業生產部門之一，當時冶金技術相當成熟，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
現代考古發現了許多漢代規模宏大的冶鐵遺址，其中相當部分都是漢武帝時期的。
當時鑄造的農業生產工具有犁鏵、耙、椎、鋤、鏟、鐮等等，手工業生產工具有錘、斧、鋸、鑿、釘、“牢盆”等等，兵器有刀、斧、矛、戟等等，日用器物的豐富自不必說。
紡織業是漢武帝時期另一重要的手工業生產部門。
當時紡織原料主要有絲和麻，而此時發達的桑麻生產則為紡織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西漢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許多規模巨大的官營紡織業作坊，大工商業者經營的紡織業也同樣興盛發達，《史記·貨殖列傳》說，通邑大都中從事買賣“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者”，可以“比千乘之家”。
官僚地主也常常自營紡織，而民間則是紡織業分布最廣泛的地方，成為當時最普遍的家庭手工業。
隨著紡織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社會消費的紡織品數量有了明顯增加。
《漢書·賈誼傳》載：“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之表，薄紈之裏，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這則材料雖然隻講了文帝時的情形，但由此不難推見，武帝時紡織品數量更為增多，而其消費麵也更加擴大。
當時，不僅統治階級耗費著大量紡織品，漢武帝用於賞賜或發放的紡織品數量也相當驚人。
中原地區的紡織品還通過賞賜、貿易等渠道大量輸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國外。
漢武帝時，匈奴單於上書要求歲給“雜繒萬匹”和張騫通西域時“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便是明證。
至於其他手工業部門的發展情況，同樣取得了巨大進步，不再一一贅述。
（四）商業的繁榮和城市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還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漢初雖然曾經禁止商人衣絲乘車、做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勢力強大。
當時商業經營範圍很廣，市場上充滿著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豐富的商品。
商業的繁榮，又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與繁榮。
京師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長安城始建於漢初，中經惠帝修築城牆，武帝時又進一步擴建，使之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市，可以說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全長２２６００多米（相當於當時６０多裏），超過當時西方最大的城市羅馬城三倍以上。
城牆四周每麵有三個城門，可容納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通十分便利。
城中部和南部是宮殿區，輝煌的宮殿群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有東、西等九市，是繁華的商業區；城北一部分為一般居民區，占全城十分之一左右。
據《漢書·地理誌》記載長安城有八萬八百戶，如以每戶平均五人計，人口則當在四十萬以上，可見其繁華之一斑。
長安不僅是一座繁華的城市，更是一座文明的城市。
漢武帝在這裏設立太學，成為帝國最高學府，彙集了全國各地的學子來這裏學習研究；他還在長安城內建立了收藏圖書的“秘府”，派專人到各地搜羅整理圖書；許多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都是在這裏寫成的。
長安城成為當時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西漢帝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程度。
當時西漢王朝的富強和文明，還表現在星羅棋布於全國各地的其他城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