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些措施都帶有一定的應急性，隻能取得局部的或暫時的效果，不能徹底地解決當時的饑民和流民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大規模的饑民和流民問題終於出現了。
元封四年（前１０７），關東出現了二百萬流民的事件。
據《漢書·石奮傳》可知，關東各地長期存在著“盜賊公行”的問題，其積攢到最後，終於導致了這次的大流民問題，其中四十萬口為“無名數者”，即無戶口可核的農民。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基本上是“惟吏多私，征求無已”，也是多年來“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的一個後果。
麵對大量流民出現，“朝廷公卿”再次主張把其中四十萬“無名數者”當做罪人遷移到邊地上去。
此時漢武帝尚未老而昏惑，因此不同意這樣做。
而石奮卻以丞相身份上書堅持此意。
武帝大怒，下書嚴厲斥責說，老百姓離開鄉土都是那些不法官吏逼出來的，如果把四十萬無罪的人都送到邊疆去，這不是更叫老百姓動蕩不安嗎？
武帝除了堅定地責令中央與地方官外，還依照流民法，把農民都固定下來，因而這次流民事件沒有繼續擴大。
但是，漢武帝仍然未能從根本上消除饑民與流民問題。
這個問題始終積存在社會之內，而且愈演愈烈。
到天漢年間（前１００—前１９７），這些問題終於演化成為農民起義。
二、農民起義的爆發
隨著饑民與流民問題的日益嚴重，漢武帝統治後期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天漢年間，大範圍的農民武裝起義爆發了。
此前，漢武帝雖然也曾經采取了許多措施來安置、撫慰饑民和流民，但並未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此後，由於戰事更加繁多，他也逐漸忽略這個問題了。
漢武帝的謀士徐樂也曾提醒漢武帝說，天下之患不在於瓦解而在於土崩，吳楚七國之亂好比瓦解，很快就平定下去了；而陳勝、吳廣起義好比土崩，終於把秦王朝推翻了。
徐樂已經認識到饑民與流民問題的嚴重性，並且預感到農民起義的威脅。
但是，這卻並未引起漢武帝的重視。
這次大範圍的農民起義的爆發也有其直接原因。
漢武帝太初二年（前１０３），李廣利率兵出征大宛，前後發兵十餘萬人，但卻屢遭不利，還兵敦煌；趙破奴率兩萬騎兵出征朔方，卻全軍覆沒；天漢二年（前９９），李廣利又率三萬騎兵出酒泉，再遭匈奴包圍，兵員損失十之六七；李陵出擊匈奴，也遭敗降。
用兵大宛本來就征調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已使農民疲憊不堪；此役初罷，接著又用兵匈奴，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且連年征戰敗多勝少，民怨沸騰。
在舊有的饑民與流民問題基礎上，再加上這些新的情況，終於把新舊矛盾推向高潮，引發了農民的武裝起義。
漢武帝時期的農民起義，主要分散在關東地區，尤其在黃河上遊連年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農民的反抗鬥爭更加激烈。
比如東郡，“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
這裏是各種矛盾都比較集中的地區，農民起義也首先從這裏爆發。
當時任郎官的吾丘壽王奉詔出任東郡都尉，並身兼郡守之職。
但是，由於農民起義聲勢浩大，吾丘壽王束手無策，隻好改換人馬。
天漢二年（前９９），與東郡相鄰的泰山、琅琊兩郡，又爆發了徐勃領導的農民起義。
起義軍在徐勃等人的率領下，利用當地險要的地勢同官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他們攻取城邑，截斷交通要道，控製了兩郡周圍廣大的地區，力量迅速壯大，以至於朝廷的官兵奉命前來鎮壓時，不敢直接同他們交鋒，隻得采取分部進攻、圍剿的辦法。
此外，在大江南北，還有數支農民起義軍同時舉行武裝起義。
如南陽郡（郡治今河南南陽），有梅免和百政領導的起義軍；在燕趙（今河北一帶），有堅盧和範主領導的起義軍；在楚（今湖北一帶），有段中和杜少領導的起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