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帝晚年思想的變化
漢武帝晚年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由多欲政治而改弦更張為養民富民與民休息。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化，首先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決定的。
漢武帝即位不久，即從元光二年（前１３３），開始對匈奴的進攻實施反擊政策，直到征和三年（前９０）李廣利出師匈奴不利，對匈奴的戰爭長達四十餘年之久。
憑借著“文景之治”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漢武帝終於以“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巨大代價，將匈奴勢力逐往漠北，致使“漠南無王庭”，徹底扭轉了對匈奴戰爭的不利局麵。
同一時期，漢武帝又廣開三邊，四處出征，大肆開疆拓域，因此，戰爭連年不斷。
無數的戰爭致使漢王朝軍事費用日益擴大。
例如元狩四年（前１１９）衛青、霍去病大舉深入進攻匈奴這一戰役，漢武帝僅僅對有功將士的賞賜就花費了五十萬錢，相當於漢政府當時全年的總收入，其他軍備損耗和糧草運輸費用還未計算在內。
除了對外征戰、討伐外，對內，漢武帝好大喜功，奢侈無度，大修宮殿，廣置苑囿，封禪祭祀，尋藥覓仙，四處巡遊，無數的財富都被白白揮霍掉了。
又如元封元年（前１１０）的那次泰山封禪大典，漢武帝整個行程九千公裏，沿途“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各方麵的開支耗盡了國家的財富。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彌補日益空虛的國庫，漢武帝又采取了更換幣製、算告、鹽鐵官營等各種新的財政經濟措施。
雖然這些措施也曾起到了一定作用，號稱“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但是，正如當時人所指出的：“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民間。”
漢武帝雖然名義上不增加正稅，但是各種負擔最後總還是要出自勞動人民身上。
以上種種情況，造成了大量丁壯男子出征四方；而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剝削，致使廣大勞動人民無法忍受，他們隻得四處流亡，使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故《漢書·食貨誌》如此論載：“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人複相食。”走投無路的農民隻好揭竿而起，武裝反抗統治者的剝削、壓迫。
漢武帝便派中央大員為特使到各地征集軍隊殘酷鎮壓，命令“繡衣使者”分赴各地，監督地方官吏鎮壓農民起義；但農民的起義鬥爭仍舊轟轟烈烈，漢武帝又頒布“沈命法”，結果導致地方小吏害怕被誅而不敢上報農民起義情況，郡守、國相也因懼怕牽連而相互隱瞞事實真相，相互蒙混，致使農民起義越來越多，局勢更加動蕩不安。
上文曾述，對於國內這種嚴峻至極的形勢，漢武帝也早有覺察，他也明白統治人民必須剛柔兼施，不能一味殘酷鎮壓，還要輔以仁政，以休養生息百姓。
但是，漢武帝也有自己獨到的打算，即他想在自己統治期間內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完，而讓承繼的後世帝王來“守文”。
因此，他未曾想在自己此生改變統治方針，而是將此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寬厚的衛太子劉據身上。
漢武帝曾對大將軍衛青說過：“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淩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
若後世又如聯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太子敦厚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
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賢於太子者乎！”
因此，漢武帝雖然知道自己的四處征伐“不得不勞民”，不能永遠這樣做下去，但他想在此生把文治武功完成，而讓太子劉據去守成，改變政策，與民休息。
所以，武帝當時決定仍要繼續施行自己的統治方針，尤其是在對外關係上，始終保持著勢不可擋的攻擊勢頭。
但是，到了征和年間（前９２—前８９），不願改弦更張的漢武帝卻被巫蠱之禍徹底打亂了部署，太子被迫自殺。
不久，漢武帝發覺巫蠱事件多屬陷害，大都是亂臣故意製造的冤案，這才明白太子劉據的冤情。
但太子已死，悔恨不及了。
而緊接著，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大軍出征匈奴亦因巫蠱之禍的牽連而兵敗投降。
這一連串事件對漢武帝的打擊之重和刺激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遭受太子之死和李廣利降敵一係列重大變故之後，漢武帝終於靜心追悔往事，檢討一生的失誤，他感到自己必須轉變統治思想，即結束自己一貫的多欲政治和勞民政策，而轉入守成的、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
當時的客觀原因，也是促成漢武帝晚年政治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
在漢武帝時代，秦朝滅亡的教訓時時印在他的腦海裏，為他所借鑒。
先是漢初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在統治方針上實行與民休息政策，像輕徭薄賦、平獄緩刑等等。
到了漢武帝時，當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漢武帝也就自然地想到了“亡秦之跡”，因此不敢過度勞民，而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所以當他看到日益惡化的政治形勢時，終於決定轉變自己的統治政策。
有學者還認為，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也是漢武帝能夠改變統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種意識形態的變化也是借鑒秦亡教訓而出現的。
我們知道，秦代利用法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單純的、沒有韌性的法治，表現在統治政策上則是一味地有張無弛，不允許它有任何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