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建立之後，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用黃老思想作為統治思想，他們認為武功之後，必須施行文治，才能穩固統治，才能說是成功的。
陸賈就曾對漢高帝說過，過去騎在馬背上打天下，但現在不能騎在馬背上治天下了。
漢朝初期的政論文章，都大量充斥著吸取秦朝滅亡教訓的論點。
到了漢武帝統治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占據了當時思想的主導地位。
這種思想主張以刑輔德，而且含有許多“更化”的思想，與純粹的儒家思想相比，有較大的因時製宜的靈活性。
這種思想的出現，當時也有漢武帝借鑒秦亡的曆史因素，所以，當社會險象向他襲來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漢武帝終於在現實麵前轉向“守文”，這也是可以從當時的思想上得到詮釋的。
另有研究者認為漢武帝晚年的思想轉變還與其一貫比較能夠聽取臣下意見和注意選用人才有關。
對於古代帝王來說，能否納諫、用賢對於他們的統治關係重大，納諫、用賢可以說是帝國專製製度有效的解毒劑。
漢武帝在納諫、用賢這方麵一貫做得相當好，這在前文已有詳述。
到了晚年，他仍能采納臣下，像壺關三老令狐茂、郎官田千秋等人的建議，敢於公開否定自己，承認錯誤，進而轉變統治思想。
漢武帝晚而改過，改變其統治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的事實：
第一就是他宣布廢止迷信活動。
漢武帝一生曾不惜巨資求仙覓藥，煞有介事地進行各種迷信活動。
經過幾十年毫無應驗的尋求實踐，客觀現實終於促使武帝逐漸悔悟，他對求仙覓藥之事開始懷疑，進而摒棄。
征和四年（前８９），當大鴻臚田千秋提出方士們所鼓吹的神仙之事毫無應驗應該廢止時，漢武帝立即肯定田千秋所奏甚“是”，下令將那些靠迷信活動騙取爵祿、錢物的方士統統罷免、驅散。
漢武帝還頗有感觸地對群臣說：“過去自己太愚蠢，屢屢被方士所迷惑、欺騙。
天下哪有什麼神仙奇藥呢？
都是虛妄妖言。
隻要注意飲食服藥，減少身體疾病就是最好的辦法了。”
這種反悔、罷方士的思想不僅極為可貴，而且是符合科學道理的。
廢止方士的迷信活動，是漢武帝思想轉變的一個方麵，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認識到了自己的“狂悖”，認識到了由於自己的狂悖而浪費了天下的人力、物力，使百姓愁苦。
征和四年三月癸巳，漢武帝禪石閭，會見群臣，講道：“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百姓，悉罷之。”作為一個皇帝，麵向群臣公開承認錯誤，表示今後不再做勞民傷財的事，誠懇自責，這在曆史上是少見的。
其實，漢武帝的這種轉變絕不是偶然的。
早在鎮壓農民起義時，他就注意到官吏對農民私征太重，造成社會的不安定。
像元封四年（前１０７）關東出現二百萬流民時，有些大臣主張把其中四十萬“無名數者”當做罪人遷往邊地時，漢武帝便嚴厲譴責當時的中央與地方官，並作《流民法》，把農民固定下來。
此處就可以看出漢武帝已經注意到漢王朝出現動亂的原因，隻是還沒有後來這種明確的認識之深刻而已。
漢武帝晚年的思想變化還可以從他對待衛太子的態度上略窺一斑。
還在“巫蠱之禍”之前，漢武帝每次離開首都外出巡遊時，朝政都要交給太子劉據處理。
劉據的性格和作風與漢武帝恰恰相反。
漢武帝治國用嚴刑酷法，重任酷吏，而衛太子性情敦厚，用法寬疏，經常把漢武帝處理過的案件平反。
衛太子的這種做法得到了百姓的擁護，可是漢武帝所信任的那些“深酷用法者”卻不高興。
衛太子之母衛皇後懼怕太子因此而使漢武帝生氣，便悄悄囑咐太子要按照漢武帝的方法辦事。
然而，當漢武帝聽說此事以後，卻不責備衛太子，反而認為衛皇後不應這樣勸導太子。
很顯然，這是漢武帝在鼓勵衛太子避免用刑嚴酷，而主張寬簡為政。
漢武帝還認為自己的對外用兵太“勞民”，當太子勸諫他時，他不僅不生氣，反而笑著說：“我這樣做不正是為了讓你安逸一些，不為打仗的事而操勞了嗎？”
由此可以看出，漢武帝晚年對衛太子的寬刑簡政是相當讚賞的，已經認識到嚴刑、武力是不能長治久安的。
所以，“巫蠱之禍”發生之後，漢武帝對主張為政寬緩的太子十分思念，於是修建“思子宮”，築“歸來望思之台”，並嚴懲有意陷害太子的江充之類的人。
漢武帝對太子劉據的態度及思念，正表現了他對自己為政過錯的反思。
這種反思，終於導致了他思想認識上的變化，並進而形成統治政策的轉變。
二、“輪台一詔嗟遲暮”
漢武帝晚年在統治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表現在行動上則是他對自己的一貫堅持的統治政策的改變。
漢武帝統治政策改變的轉折點就是曆史上有名的“輪台之詔”。
在“輪台之詔”發布以前，漢武帝的諸多行動都已經表現出他在逐步調整自己的統治政策。
還在太子劉據兵敗外逃的時候，有一位壺關（今山西黎城東北太行山口）三老令狐茂上書武帝，認為太子劉據是皇帝的繼承人，不可能造反，隻是江充等人逼迫太子太甚，而太子又見不到皇帝，無法申訴，因此不得已才殺江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並要求漢武帝立即停止追捕太子，不要讓太子逃亡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