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帝的曆史功績
關於漢武帝的曆史功績，東漢人班固曾有一段評語：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枟六經枠。
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
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枟詩枠枟書枠所稱，何有加焉！
無可否認，班氏所論，確有故意抬高的地方，但就其所舉的不少史實來看，如尊儒術、舉俊秀、興太學等，列為武帝的功績，應該說還是不差的。
對一個曆史人物功績的評判，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時代，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去苛求。
這裏，擬在班氏總結的基礎上，對漢武帝的曆史功績重新縷析如次——（一）強化中央集權世上萬事萬物，都不可絕對化。
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集權政治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譬如戰爭時期，就需要集權政治，如果事事還要民主，那就會貽誤戰機，帶來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
就漢武帝所處時代來看，雖然當時的社會經濟得以恢複和發展，並出現了一定的繁榮景象，但仍麵臨著諸侯王與匈奴兩大社會難題。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無論是解決諸侯王問題，還是解決匈奴侵擾問題，都需要強化中央集權。
武帝作為一代君主，他的一係列舉措，像實行“推恩令”，削弱相權，設立中朝，調整官製，改革軍隊等等，正符合了這種需要，因而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武帝強化中央集權政治的措施，使自秦代創立的帝國製度更臻完善，其對推動帝國時期的曆史前進，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各自基於對人情、人性和人智的不同估計和認識，均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國平天下的方案，從而形成不同的學術流派，其中道、儒、法是最主要的三家。
眾所周知，秦以法家學說治國，取得了統一天下的勝利。
然而秦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使繼立的西漢王朝不得不另外尋求治國的指導理論。
漢初，出於與民休息的客觀需要，道家的黃老學派盛行一時，統治者無為而治，確實收到了“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的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黃老的無為政治越來越同客觀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
從武帝策問良屢提“廢興”“受命”一類問題，已經不難看出這位青年皇帝盼望變革的急切心情。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的大一統理論，終於使武帝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這樣，遂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
當然，武帝所尊之儒術，已不是純粹的先秦儒學，而是以儒家為“表”，以兼容各家之長，特別是法家學說為“裏”的新儒學。
這種“霸王道雜之”的理論，由於更適合於帝國時期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漢武確立為正統思想之後，垂兩千年而弗改。
在帝國時期的思想建設上，武帝顯然是一位開山式的人物。
（三）完善選官製度選官製度關係人才的選用，是政權建設至關重要的環節，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
西漢立國之初，武力功臣壟斷仕途；直到文帝朝詔舉賢良，才有了察舉選官的新製度。
不過終文景兩代，僅察舉過兩次，且隻限於已仕官的範圍。
這表明當時的察舉製度還很不完善。
武帝將察舉同尊儒活動相結合，創建歲舉孝廉等新科目，從而使察舉麵向所有吏民，成為漢帝國選官製度的主體，並開啟隋唐以後科舉製度的先河，在整個中國古代選官製度發展史上，譜寫了具有決定意義的篇章。
（四）興辦太學、郡國學中國古代教育，起始甚早。
傳說上古三代，便鄉裏有教，所謂“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也。
但漢代之前，主要是一種貴族教育，受教育者基本限於貴胄子弟的範圍之內。
春秋戰國，私人講學興起，雖對貴族教育有所突破，但卻非政府行為。
中國古代，由政府麵向全體國民辦教育，始自漢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