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帝的曆史功績
關於漢武帝的曆史功績,東漢人班固曾有一段評語: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枟六經枠。
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
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枟詩枠枟書枠所稱,何有加焉!
無可否認,班氏所論,確有故意抬高的地方,但就其所舉的不少史實來看,如尊儒術、舉俊秀、興太學等,列為武帝的功績,應該說還是不差的。
對一個曆史人物功績的評判,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時代,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去苛求。
這裏,擬在班氏總結的基礎上,對漢武帝的曆史功績重新縷析如次——(一)強化中央集權世上萬事萬物,都不可絕對化。
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集權政治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譬如戰爭時期,就需要集權政治,如果事事還要民主,那就會貽誤戰機,帶來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
就漢武帝所處時代來看,雖然當時的社會經濟得以恢複和發展,並出現了一定的繁榮景象,但仍麵臨著諸侯王與匈奴兩大社會難題。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無論是解決諸侯王問題,還是解決匈奴侵擾問題,都需要強化中央集權。
武帝作為一代君主,他的一係列舉措,像實行“推恩令”,削弱相權,設立中朝,調整官製,改革軍隊等等,正符合了這種需要,因而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武帝強化中央集權政治的措施,使自秦代創立的帝國製度更臻完善,其對推動帝國時期的曆史前進,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各自基於對人情、人性和人智的不同估計和認識,均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國平天下的方案,從而形成不同的學術流派,其中道、儒、法是最主要的三家。
眾所周知,秦以法家學說治國,取得了統一天下的勝利。
然而秦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使繼立的西漢王朝不得不另外尋求治國的指導理論。
漢初,出於與民休息的客觀需要,道家的黃老學派盛行一時,統治者無為而治,確實收到了“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的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黃老的無為政治越來越同客觀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
從武帝策問良屢提“廢興”“受命”一類問題,已經不難看出這位青年皇帝盼望變革的急切心情。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的大一統理論,終於使武帝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這樣,遂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
當然,武帝所尊之儒術,已不是純粹的先秦儒學,而是以儒家為“表”,以兼容各家之長,特別是法家學說為“裏”的新儒學。
這種“霸王道雜之”的理論,由於更適合於帝國時期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漢武確立為正統思想之後,垂兩千年而弗改。
在帝國時期的思想建設上,武帝顯然是一位開山式的人物。
(三)完善選官製度選官製度關係人才的選用,是政權建設至關重要的環節,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
西漢立國之初,武力功臣壟斷仕途;直到文帝朝詔舉賢良,才有了察舉選官的新製度。
不過終文景兩代,僅察舉過兩次,且隻限於已仕官的範圍。
這表明當時的察舉製度還很不完善。
武帝將察舉同尊儒活動相結合,創建歲舉孝廉等新科目,從而使察舉麵向所有吏民,成為漢帝國選官製度的主體,並開啟隋唐以後科舉製度的先河,在整個中國古代選官製度發展史上,譜寫了具有決定意義的篇章。
(四)興辦太學、郡國學中國古代教育,起始甚早。
傳說上古三代,便鄉裏有教,所謂“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也。
但漢代之前,主要是一種貴族教育,受教育者基本限於貴胄子弟的範圍之內。
春秋戰國,私人講學興起,雖對貴族教育有所突破,但卻非政府行為。
中國古代,由政府麵向全體國民辦教育,始自漢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