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從未出國留學、被人譽為“國產專家一號”的於敏率領一批科研人員在上海華東計算所連續奮戰了3個多月，他們終於發現了氫彈實現自持聚變反應的關鍵物理因素和方法。
一天，於敏興衝衝地找到鄧稼先，連聲對他說：“有門兒，有門兒！”“門兒在哪？快說！”
“你們原來的那個‘加強型’要用許多炸藥來引起熱核反應，原理說得通，但難以製造。現在我們如果不用那麼多炸藥，而是改用別的方法壓縮熱核材料，就很有可能成功。”
“嗯，對！”鄧稼先高興地拍著老戰友的肩說：“那你講該怎麼辦？”
“抓緊時間上機計算。能算得出就有希望。”
上機進行模擬計算是必不可少的，但北京當時還沒有可以勝任這項計算任務的大型計算機，鄧稼先卻不氣餒，他滿懷信心地說：“好，我們立刻聯係。”
9月25日，正值北京最好的季節。湛藍如洗的天空與金碧輝煌的古老建築交相輝映，楓葉被金風熏得醉紅。
天安門城樓修葺一新，大小商店張燈結彩，許多人特地趕到北京遊覽探親。
然而，在火車站月台上，十幾名身背鋪蓋、手提網兜的年輕人，簇擁著一位高高前額、頭發稀疏、戴著眼鏡的中年人走向13次特快列車。
他們便是由於敏率領的計算小組，正準備抓住節日的空隙到中國科學院華東計算機研究所，利用那裏的國內較先進的F-50l電子計算機，進行氫彈新方案的理論計算，以期突破理論設計。
列車隆隆地向前奔馳，車廂裏不能討論工作，沒辦法，老於隻好起勁地往橋牌圈子裏擠，嘴裏饒有情趣地嚷道：“算上我一個。”
“你會打橋牌？”一些年輕人不相信地朝他瞅了瞅。因為，老於平時總是忙忙碌碌，連上下班的路上都不肯放下工作，因此，有人與他打招呼也總是置若罔聞，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時刻處於思維空間的老於，他會打橋牌？大家在驚愕中接受了他的要求，不妨讓他試試吧！沒想到幾局下來，老於老謀深算，還真是打橋牌的好手。年輕人驚訝不已。
“老於，你還愛玩兒什麼？”
“愛玩兒的多著啦！”老於微笑著，“我還是個京劇迷呢！以前呀，我拉老鄧去戲院門口‘釣魚’(買退票)，後來忙，我不常去了。誰知老鄧也有這個習慣，癮比我還大，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
眾人一陣大笑，接著於敏說道：我還特別喜歡中國古典小說、詩詞。說著就背起了幾首唐詩宋詞，還講起《水滸》、《三國演義》中的故事。一些青年人聽得好過癮，硬是纏著他不肯罷休。
列車馳過天津、濟南、徐州、南京……從華北到華東，沿途風光秀麗的去處：趵突泉、泰山、六朝古都、太湖風光、蘇州園林……許多人的老家就在這一帶，於敏的老家在天津。
然而，為了事業，他們長年無隙回去，過其門而不入，隻能倚著車窗，向故地投去深情的目光。
列車抵達上海後，再乘一小時汽車，終於到了坐落在嘉定縣城東門外澄橋的華東計算機研究所。
辦公大樓的四樓及五樓的一角便是留給他們的工作場所，代號叫“五班“。在上海有關部門的領導和專業人員的協助下，一切都已安排到位。
為了保證這幾位科學家們的安全，“五班”的工作地方成為“非請莫入”的禁區，於敏等人對此深表感謝。國產土專家攻克理論難關
於敏一行到上海不久，就開始了緊張的計算工作。
為了抓緊時間，充分利用機器，達到人停機不停的目的，於敏將五班的同誌分為3個組，每組每班8小時。
計算數據是項單調枯燥的任務，眼前指示燈閃爍不停，耳中嗒嗒的穿孔卡輸出聲響個不斷，而且一坐下就是一整天，並且不允許出半點兒差錯。
艱辛和責任使他們忘卻了白天和黑夜，忘卻了節日和家人，因為從老於到小組的每一個人都清楚地知道，黨中央以及全國億萬軍民為之矚目的氫彈能不能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出來，就取決於他們的計算結果，我們的目的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在上海，在寧靜狹小的機房，孕育著驚天動地的霹靂；一張張書生氣十足的麵孔上，閃動著憧憬和期待的希望之光。
在如此枯燥而艱苦的工作條件下，這幫年輕的科學家們，為了氫彈事業，夜以繼日地操勞著，但同時也不會忘了在忙中偷閑地作樂一把。
工作之餘，隻要有空閑，這群年輕人就會結伴去郊遊散步。嘉定城的孔廟，是上海地區的名勝景區之一，年輕人到了這裏，總要去廟裏廟外看個夠。
有一天，老於和大家逛完孔廟來到一小商販前，指著一個賣豆腐腦兒的對大家說：“都來嚐嚐吧，保管你們吃了滿意。”
豆腐腦兒一角錢買一碗，物美價廉，大家吃得有滋有味，十分高興。
一個小青年對於敏說：“看樣子，你的品嚐技術也很在行！”
“有好吃的誰都不會放過。”老於樂嗬嗬地回答，“可我手笨，在家不會做菜，買東西也買不好。有一次愛人叫我去買包子，我拿了個紙袋去，沒想到剛出籠的包子好燙，把袋底弄壞了，包子全漏了……哎！這就是我幹的好事！”
一陣哄堂大笑。
有人轉換話題問他：“老於，你肯定出國留學過，外國有啥好吃的？”
於敏回答道：“那你問錯了，我從沒有出過國門，大學也在北京上的，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國產貨，沒摻一點洋成分。”
大家又是一陣驚訝的議論。
事實確實是這樣的，在研製核武器的物理學家當中，唯獨於敏沒有出過國，因此，他被工作人員叫作“國產土專家”。
“老於，”又有人追問，“你是個挺好接近的人，怎麼在院裏上下班都不和人打招呼呢?”
老於連聲大叫冤枉：“我有走路思考問題的習慣，眼前盡是公式數字打轉，哪裏聽得見人家招呼呢?不過，大家提醒了我，我向大家道歉，下次你們再招呼我，如我不答應，你們就捶我一拳，再說話好嗎?”
大家夥兒又是一陣笑鬧、一陣拍打……
說笑聲中，驅散了數日的疲勞。
經過連續50多個日日夜夜的艱苦計算，於敏率領的小組終於捕捉到了成功的線索，發現了熱核燃料自持燃燒的關鍵，從而，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一個重要課題。
這個問題的突破，使得整個氫彈研製一下子駛入了快車道。看著計算出來的結果，於敏高興地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
緊接著於敏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為了保密，於敏使用隻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
“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鬆鼠……”
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後說：“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頓野味？”
“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
“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當鄧稼先從事先約好的暗語中得知這一突破性成果時，他高興得連聲大叫，“我就來，我就來！”他當即趕往上海。
檢驗計算結果，確信無誤後，大家異常開心。
鄧稼先竟像個孩子似的，高興的手舞足蹈，拍拍這個人的肩膀，捅捅那個人的胸脯，嘴裏一個勁地叨念“太好了，太好了！”
意猶未盡，鄧稼先從兜裏掏出一疊鈔票使勁地甩著：“走，上飯館，我請客。咱們喝黃酒吃螃蟹，來個一醉方休！”
飯館的服務員詫異地望著這些文質彬彬的人，吃喝起來怎麼如此豪放不羈？滿碗的紹興黃酒，一口見底；那些不會剮蟹肉的“家夥”，索性連那硬殼一道咀嚼。
不能談論公事，隻能相互間你給我倒酒，我勸你快喝。“酒醉英雄漢”，於敏的臉上泛出酡紅。
鄧稼先端碗的手在微微顫抖，幾位青年人也覺得頭重腳輕。
然而，他們依然不肯罷休，依然用最簡單的話語，表達心中最難忘的激情：“幹杯！”
“幹！”
1965年底，我國掌握了氫彈原理，隨之產生了氫彈試驗的“三部曲”，即依次進行了熱核材料、氫彈原理、全當量氫彈的3次試驗。
在過去的4年中，於敏、黃祖洽等科技人員提出研究成果報告69篇，對氫彈的許多基本現象和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
看著這些輝煌的成果，彭桓武院士說：
於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的。
錢三強稱：
於敏的工作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討論確認於敏的方案
1965年9月，從未出國留學、被人譽為“國產專家一號”的於敏率領一批科研人員在上海華東計算所連續奮戰數月，終於發現了氫彈實現自持聚變反應的關鍵物理因素和方法。
具有突破性的新方案提出了，然而，要從方案變成實物，還需要付出艱巨的勞動。
1965年底，由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吳際霖主持，在西北某核工廠的會議室裏，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會議，確認於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彈引爆氫彈的理論方案從基本規律上推斷是合理的、可行的。
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李覺、國防科委二局局長胡若嘏等參加。
劉西堯風塵仆仆從千裏之外趕來。大西北刺骨的寒風卷起紛紛揚揚的雪粒，啪啪地打在玻璃窗上。但會議室內，卻人心振奮，溫暖如春。
吳際霖，這位曾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製造手榴彈、炮彈、原子彈都有份兒的老軍工專家首先發言：
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定下氫彈突破的作戰方案。理論部不久前新提出一個設想，這個設想使氫彈設計有新的突破，但還有不少難點尚未解決。以前搞的“加強型”方案，經過幾個月的探索，也有可能成為較落後的氫彈裝置。兩者都上是不現實的，我們應集中力量搞哪個?請大家對此進行討論。
吳際霖身上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早在原子彈理論研究的時候，他就發揮過重要作用，其間，還犯過一次“紀律”。
事情是這樣的，1958年7月的一天，按照中蘇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政府派出3位核武器專家抵達北京，向我國負責核武器研製的領導講授“壓緊型”原子彈的一般原理、構件和研製、試驗等方麵的知識。二機部五樓會議室安靜極了，隻有領導們認真聆聽並做筆記的“沙沙”聲。
見此情景，蘇聯駐二機部總顧問與正在講課的蘇聯專家耳語了幾句，蘇聯專家立即停下講課說：“不許做筆記，否則我就不講了。”
時任二機部部長的宋任窮立即說：“我是部長，這事我負責，會後把筆記本一律收回，大家不要再做記錄了。”
可是時任九局副局長的吳際霖卻悄悄違反了“紀律”，他暗中記錄了許多重點。
下課後，二機部和九局的有關領導及少數科技人員聚在一起，根據回憶整理出一份原子彈方麵的資料。就這樣我們對研製原子彈有了初步了解。
吳際霖的話音剛落，身材高大的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就以他濃重的安徽口音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