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懷裏抱著一大堆搜集來畫報雜誌朝桌上一攤，並大聲嚷著：“都來看看，都來看看，這裏麵說不定有名堂!”
眾人一下子擁上去動手翻閱起來。
隻見一幅幅圖片上，各種各樣的導彈翹起尖腦袋，直插雲天：大力神式、民兵式、北極星式……地對空、空對地、地對地……荷槍實彈的美國大兵在一邊守護。還有機翼下懸吊8個發動機的B-52戰略轟炸機，太平洋馬紹爾群島上騰起的蘑菇雲……所有這些，都是用來炫耀美國其強大軍事威力的。
在常人眼中，這些畫報在國外屬於公開發行物，也看不出什麼名堂呢，可周光召卻仿佛已經掌握了其中的奧秘。
他用手一指：“來看這張圖，氫彈要放在這兒，有文字說明。從它的形狀分析，我認為氫彈不一定是個圓球體，也可以有別的形狀嘛。”
“嗯，有道理。還有什麼?”“有，”周光召顯得振振有詞起來。“據一本書上說，1952年10月31日，美國爆炸的第一顆氫彈‘邁克’，長9米，重62噸，有火車鍋爐那麼大。可是，你們看，氫彈既然能裝在飛機和導彈彈頭上，這就表明：用於實戰的氫彈其彈體體積和重量都可以比‘邁克’小得多，對吧？”
周光召主要從事高能物理、核武器理論等方麵的科學研究，並在這些領域取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在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和戰略核武器的研究設計方麵進行了大量工作，為中國物理學研究、國防科技和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周光召參加並領導了爆炸理論、內爆動力學、輻射流體力學、高溫高壓物理、計算機學和中子物理等領域與核武器有關的研究工作，取得多項有實際應用價值的重要進展。
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麵，周光召首先推導出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對弱相互作用理論起了重大推進作用，對其後流代數和涉及π介子的理論發展有重要影響。他是首先提出利用丟失能量來尋找新共振粒子的學者之一。他是第一個建議利用原子核吸收探測弱相互作用中的致磁效應。
此刻，周光召的這兩項“發現”也許使人們有牽強附會之感，但科學有時就是如此，令人難以思議。世界上有許多在後人看來極其簡單明了的成果，起初卻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的精力與心血。
就拿地球與太陽來說吧，連小學生也知道地球圍繞著太陽轉。但在五百年前，哥白尼在彌留之際揭示這一真理時，他便因此而成為近代科學技術的偉大啟蒙人。“他推動了地球並停止了太陽。”後人在他墓碑上刻下了這樣的讚美字句。
周光召從畫報上得出的啟示，無疑使集結起來的科學家們疑竇大除，思路大開。
於是，在氫彈外形設計上，他們提出要思想解放。人們的認識總算前進了一大步，並由此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和研究。
進行氫彈理論攻關的這群中國科學家，正值風華正茂，精力旺盛。年紀最大的王淦昌58歲，是唯一年過半百的科學家。
絕大多數人的年齡都在40歲至35歲上下，連老鄧(稼先)、老於(敏)等“老”字輩的也隻有40餘歲。
年輕人在一起，濃厚的學術民主風氣，鼓勵著每一個人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華，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誰有道理誰就是權威。
辦公室裏有塊黑板，隻要你有了什麼新想法，就可以上去講述，絕沒有人會加以阻擋。
一天，一位個子不高留有胡子的留蘇生上去站在了黑板前，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畫了個示意圖，歪著頭端詳一陣，“啊……啊……”了兩聲，便磕磕巴巴地解釋起他的設想。
漸漸地他說上了勁，又“嗯嗯”兩聲，圖上添幾條線，寫了幾個大字。
下麵“哄”地笑了，原來他寫了個錯別字。可這位留學生並沒有受到影響，依舊侃侃而談。
等他講完，有人叫著：“老儲，你這模型倒挺有意思的，但怎麼能把它變為可以計算的數學模型呢?”
老儲隻好搖搖頭，因為目前來看，他還沒有根據可以回答進一步的問題。
這時，又有一個同誌上去。他憑借對原子彈結構的經驗，布置了熱核材料的位置。圖上好幾個小原子彈繞著，像太陽和它的九大行星。
接著他說：“當第一顆原子彈起爆後，它的能量同時使多個小原子彈動作、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樣便可以獲得對熱核材料高壓縮度的能量……”
話音未落，下麵就議論紛紛：
“這麼複雜呀!”
“不行，沒法保證各個原子彈的合力集中!”辦公室裏常常是這樣熱鬧，在這種活躍的學術民主氣氛中，年輕人的“狂”勁和想象力充分地得以發揮，提出了許多在後人看來幼稚可笑的方案。
這和德國作家羅伯特·容克在《比一千個太陽還亮》一書中描述的原子物理學興起時的情景一樣：
老年人和年輕人在這征服物質內部微觀世界的過程中都是平等的同行關係……都同樣地在不了解的事物麵前表現出謙虛和沒有自信心。連當時已經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詹姆斯·弗蘭克也在進行複雜的計算，而不知道下一步計算的途徑時，他就在黑板旁轉過身來，向自己的一位學生問道：也許，您能看到下一步……
那些高級研究員，如程開甲、黃祖洽、秦元勳等也經常發表自己的見解，盡管他們的發言也常不客氣地被否定掉。
智慧的火光，在這兒星星點點地亮起。隻是可惜，它們都稍縱即逝，還未能成燎原之勢。
九院人難以忘懷的是，在遵守保密紀律上，敬愛的周總理帶頭作了表率。
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周總理、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找到劉西堯談話，對保密問題作了專門指示。
周恩來說：
凡與此無關的都不要講。鄧大姐是我愛人、中央委員，她與此事無關，我就沒有對她講。
的確，鄧穎超同誌是在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後才知道這一消息的。“596”的保密工作確實做得非常成功。
周恩來對保密工作要求之嚴，劉西堯將軍深有體會，他後來回憶道：
搞這個原子彈，從一開始一直到最後的基地試驗，總理就規定了一條：絕對保密。他規定，就是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訴。
想到這些，九院人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他們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尤其是青年人，有的與熟悉的朋友中斷了聯係，有的因無機會接觸女同誌而遲遲未能成家……
在生活待遇上，九院也不比其他單位特殊，學術上更沒法著書立說名揚海內外。
他們也為此感到苦悶過，也羨慕過那些普通民用專業技術人員的地位。但無論怎樣，大家依然願意過這種“生當隱姓埋名、死亦默默無聞”的生活，依然為此感到光榮和自豪。在睡夢中，他們與昔日的親人朋友相聚交談，而當天露曉色時，他們又精神抖擻地走進辦公室。掀起氫彈理論研究高潮
在集中攻關前，九院理論部考慮研製一種氫彈——“加強型”，即在原子彈的基礎上將其威力加大到氫彈的標準。與此同時，401所也考慮一種氫彈模型，但走的卻是與“加強型”不同的另一條道路。
人員彙集後經過交流，發現雙方的方案都有道理，但也都隻是初步設想。為了保證正式研製出來的氫彈達到一定水平，理論部定下了未來氫彈的重量和威力標準，並讓原來的兩種設想繼續研究下去。
時間一天天過去，討論還是沒有結果，所有人員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5月，本是春光明媚的季節，挫折卻接踵而來。先是“加強型”，理論部中一個重要的數據，經過認真計算複查，發現與原設想有很大出入，這樣就得將原先的構思方案推倒重來。
就在這個時候，40l所的新模型，也在計算中發現它達不到要求，不能成為氫彈。兩種方案均告失敗，所有知道這個消息的人，都震驚發怔……
往昔異常活躍的理論部辦公室，一時失去了往日的熱鬧。中年人皺著眉頭端坐沉思，最愛說笑的青年人也變得沉默寡言。
院黨組通過開會討論，從新製定了研究方針，所有科研人員決定采取：“回頭看”的方法，通過追憶以往碰壁的過程，來重新考慮新設計方案。
通過努力，科學家們發現，盡管兩條路都未走通，但對氫彈的基本規律認識卻得到深化，適應氫彈設計的基本參數和計算方法都有了新的發現。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能獨辟蹊徑，大膽創新，很可能就會出現突破。因此，盡管挫折擋道，反而湧現出一批“不取樓蘭誓不還”的氫彈迷。
小沈是浙江人，家鄉口音很重。他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提出一個又一個新的模型設想，並且斷定是如何如何好。雖然一經嚴格論證，這些設想就被淘汰，但他仍不甘休。人家剛剛否定掉他的一個方案，他又加班加點，熬更守夜拿出另一個方案。
大夥對他不屈不撓的精神給予了評價，並給他起了個外號：沈特勒(特勒，是美國氫彈之父)。
後來，當理論部“山窮水盡”時，人員作了些變動，“沈特勒”被分配到等離子體組。
但這位對氫彈入了迷的小夥子“身在曹營心在漢”，依然頑強地去構思氫彈模型。當別人對此有看法時，他振振有詞地回答：“你白天不讓我幹，我晚上幹；晚上不讓我幹，我總能夠躺在床上想吧!”
一個普通的科技人員尚且如此，擔負著領導和組織責任的科學家們的心情就更是這樣了。
然而，光靠拚命蠻幹是不可能成功的。科學是人們認識和掌握客觀規律的過程。它首先要求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
其次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分析的方法。彭桓武、鄧稼先、於敏等處變不驚，沉著冷靜地反思已陷入絕境的兩種方案。
如果你走進一條胡同，想穿過去，走到底才發現它是封閉不通的，怎麼辦?你應該退回到進口處，還是重新選擇另一條胡同?能不能在胡同的半道上另有蹊徑，當時你走過它時未加注意，或許從這就能達到目的地——我們姑且用這樣的比方來說明那時的情景吧。
1965年5月27日上午，聶榮臻召集張愛萍、劉傑、羅舜初、唐延傑等人召開會議，具體研究下一步核試驗問題。
會議期間，聶榮臻說：
我國核武器的發展，繼去年鐵塔上爆炸之後，今年又上了飛機。與中近程地地導彈配套的縮小型原子彈頭正在研製，問題不大。
探索氫彈的理論研究工作正在進行。現在看來，搞大當量的地下核試驗，選場難，工程量大，周期長，使更快的發展氫彈受到限製。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蘇三國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主要是遏製我國的，我們要放開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條約的束縛。
為此，下一步核試驗規劃要作些調整。核試驗所必需的一些設備、儀器，如地震儀、微壓計、微倫計、氣象雷達等，國內尚未過關的，可以從國外買一些，不要“鑼齊鼓不齊”。
要考慮一下氫彈試驗場有些什麼問題，應早作準備。法國為什麼準備那麼長時間還沒有進行氫彈試驗？我們應該一切問題要早下手。
氫彈技術的突破，到了最關鍵的時候，經過一番思索，科學家們選擇了第二另辟蹊徑的方法，從而在九院再次掀起氫彈原理突破的第二次浪潮。於敏率計算小組奔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