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沒有無源之水，也沒有無本之木。
魏晉名士雖然作為一個階層隻是到了魏晉時期才活躍於社會，但是他們的出現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曆史時期的。先秦儒家、道家、縱橫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秦漢間的各種思想家，為魏晉名士的人格理念做好了思想理論準備。從傳說中的人物到東漢黨人的人格表現，為魏晉名士的人格提供了參考的模式。因此當我們審視魏晉名士的人格形象時，必然性地需要回溯其形成的曆史，從中窺見其曆史的繼承性與時代的創新性，進而更準確地把握魏晉名士的人格本質。
“名士”的稱呼，至戰國末年才出現，因此戰國之前並沒有“名士”之說。但是，名士的稱呼出現的同時，人們就對上古至春秋間的許多人（包括傳說中的人物）進行了“追認”活動，把許由、巢父、善卷等許多三皇五帝時期的傳說人物及其以後的著名人物追認為“名士”或曰“高士”等。這些人物的真偽，自然有的很難確認，有的雖然人物無假，但是其事跡因時代久遠，當時又沒有確切的記錄，因此實際史跡與追認時所敘述的也不會相同。這樣說並不表示這些“追認”的名士及其事跡就沒有價值。從一個民族的心靈發展曆史過程來看這些追認，可以確信其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首先這些追認與追述，反映了追認時代的人們對曆史人物的認識與評價，我們可以借此了解當時人的心靈，他們的思想、價值觀念、精神狀態等等內在的東西，那些追認自然也成了一種曆史資料。其次，這些追認之所以會出現，與當時人的個體或群體的自我意識開始至少朦朧地覺醒了相關。也就是說他們對人格已經有了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標準與範式，雖然不一定很明晰，很確定，但是肯定有些明白自己希望成為怎樣的人，欣賞什麼樣的人，表明“人”的自覺進程已經開始，這是非常可貴的，是魏晉名士人格出現的必要前提。第三，追認的名士及其事跡的逐步“完善”，實際上也在不自覺地塑造“人格形象”，準確地說是在塑造人格的“標準像”，這些“標準像”不僅表現塑造者自己的理想與追求，也在曆史的凝固後給後代的人格設計提供重要的樣本與參照係，也就是說對後代名士的人格形象直接起著示範作用。
戰國前的名士，經後人追認的也相當多，情形也很複雜，目前研究者的分類很不一致。有的分為三類，多的分成十幾類。我們不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多費贅言。從實際看，這些追述因學派的不同，被追認的名士其內涵就不同。以當時的思想建構水平、社會影響以及對後代文人產生的深刻影響來看，戰國期間追認的名士，以兩個係統最為重要：道家與儒家。
一、道家風範：許由與巢父型
許由與巢父，根據目前看到的文獻，他們是上古時期的人，與傳說中的聖明天子唐堯同時。許由與巢父作為名士典型而被單獨立傳，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最早的是西晉皇甫謐所作《高士傳》，但是他基本上是以《莊子》中的相關內容為骨架的，並把幾處文字集中在一篇之中。其全文為：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係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高士傳·巢父》）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裏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穀，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浮遊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裏。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高士傳·許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