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雖然緊接著春秋，人們習慣上也是“春秋戰國”連稱，但是兩者實際上還是有著明顯的差異的。
時至戰國，周天子的一統天下不僅在事實上不存在了，而且各國表麵上的尊重也沒有了，完全進入了一個列國爭雄、逐鹿中原的時期。這樣的社會，就其狀況而言似乎進入了失控的狀態之中，沒有哪個人，哪個社會集團，哪種製度能夠駕馭這個社會，隻能任其“自然”發展。實際就出現了得士者得天下，得實力者得實位，孟子所說的得道者得天下的道理變成了腐儒的酸論。各國紛紛變法，爭取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國家變得更加強大，甚至天下最強。為了爭取更多的各種人才，各國諸侯盡施其能，盡使其法，網羅天下奇才異能之士。這期間，原有的等級秩序已經無法適應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就社會階層而言，原來的以出身定地位身份的“禮製”已經崩潰，各種人都以自己的知識與能力在社會上搏擊，以此獲得相應的地位與利益，社會階層的流動性給士人帶來了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因此，這期間的士人總的來說處於一種流動狀態，無論其所處地位還是其所處地點等等，都在變動不居的情形之中。
這期間的“名士”類型因諸子百家異彩紛呈而出現千姿百態。比較重要的有這樣三家：儒家、道家和縱橫家。
一、儒家的守道之士
儒家一直是顯學。作為與西周文化關係最為密切的一種思想流派，與傳統保持著一致，有相當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隻是時至戰國，社會狀況本身似乎是與原來的秩序背道而馳，因此儒家那種以教化治理天下的“慢功夫”不合急於富國強兵的諸侯們的需要，成為在野之學。但是，儒家的勢力實際上是不容忽視的。戰國時期，儒家的顯要們還是非常風光的，這比如喪家之犬的祖師爺孔子要吃香多了。儒家雖然也有分化，但是總的來說還是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守道”上，他們的思想理念未必被統治者所采納，但是同樣受到尊重。其代表人物如段幹木等。
關於段幹木的主要事跡，我們先看下麵幾段材料：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幹木，過其閭未嚐不軾也。秦嚐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見段幹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幹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呂氏春秋·下賢》）
段幹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仆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幹木在是，以軾。”其仆曰：“段幹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幹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裏，寡人敢勿軾乎？段幹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幹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幹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慚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幹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淮南子·修務訓》）
從上引材料，我們大體可以見出以段幹木為代表的儒家守道之士的主要特征：其一，守道不仕。堅守自己信奉的“真理”，在這種思想還沒有被統治者作為治國方略的情況下，決不為了利祿而改變自己的信仰，即使有高官厚祿作誘餌也不動心。這就是段幹木所代表的孔子後代的風貌。以他的“聲聞千裏”，要求做個宰相也不會很困難，但是就是做了宰相也不能實現自己的“道”，那麼物質財富是獲得了，高貴的地位也有了，而身在其位隻能行其職責，即按照君主的意圖辦事，犧牲了“道”來獲取利祿，那不是早期儒家的本色，所以守道之士隻能不仕。其二，修身養性。身處陋巷，不趨勢利，自然過著簡樸的生活，不會有富足的物質生活的。他們在物質上的匱乏，與其精神上的富有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的精神富有，就是長期修養的結果。靜守自己的心田，不慕外麵花花世界的景致；固持自己的名節，不戀別人五彩的人生。將貧困作為磨煉意誌與道行的佳石，把寂寞當做豐富精神的樂園，以淡泊當成升華品行的階梯。他們就是這樣使自己的性情超凡入聖。其三，謹言慎行。段幹木他們，深知自己的道不為當世者所看重，統治者的尊敬也隻是因為自己的名聲對他們有用而已。因此，戰國時代法家、陰陽家、農家、兵家、墨家等等都有大量變法治國的理論，並且在各國實施。但是儒家既然王道已經不合統治者的口味，他們自然也無須饒舌。雖然孟子曾周遊天下，也曾有發“舍我其誰”的狂言，但終其一生也沒有具體的治理天下的措施與行動，隻能退居著述。在社會上，發言沒用，參政也沒用，因此戰國時期的儒者，除了後來思想變異比較大的荀子對治理天下有過較多論述外，其他的人很少再大發其言。其四，持節獨行。戰國多獨行之士，其中各家似乎都有，而儒家不少。所謂“獨行”就是自行其道，不管他人如何反應。他們大多對自己的節操保持著宗教一般的虔誠與固守，特別是社會主流思潮與之相悖，他們更加堅守自己的本土，不與外人交通，成為獨來獨往的人。在這裏，顯示出他們對自己人格與操守的自我認可，對其他“外道”的否定，自然對持外道之人保持著相當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