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是一個由平民劉邦建立的政權。這個朝代，處於戰國與魏晉南北朝兩個長期分裂混亂中間的一段比較穩定的時期，也是思想、政治各方麵都高度統一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士人們麵臨著新的社會形勢，必須扮演新的曆史角色，確立新的人格模式，才能在這個朝代生存與發展下去。戰國遊士的風光不遠，暴秦苛政的消失剛過，士人該如何擔當“持道”的曆史使命？即以怎樣的人格表現來完成行道與保持獨立人格的艱難的雙重任務？已經凝固的曆史告訴我們，除了漢末，兩漢的士人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一、漢初的滑稽之士
漢朝初年，高度統一的法治朝代剛被推翻，一個新的中央集權製的政府才建立。漢承秦製，但是秦朝是短命的，統治者在探索中央集權製度之下處理與士人關係的妙策。士人的天職是在服務於現政權的同時，充當社會批評者的角色，並且戰國士人“身為帝王師、諸侯友”的指點江山、縱橫天下的身影離其不遠。因此，西漢初年的各種士人也在探討在中央集權製度下的思想學術指導政治的良策。皇族與士人就在探討一個共同課題，各自作著自己的打算，希望從中獲得最大值的權益，同時不把雙方的關係發展成秦代的結果。統治者的探索過程是，由黃老之術、與民休息漸漸過渡到獨尊儒術，最終完成思想的高度統一，並且使學術成為政治的婢女。士人的探索過程中，也在不斷地調整策略，調整自己的人格模式，因此就出現不少“過渡型”的人格類型，我們把這種還沒有協調好的人格稱為“滑稽之士”。
變形是他們核心的人格表現。他們或出於儒，或源於道，或染於墨，出現在漢代，他們就不得不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新的姿態。例如叔孫通，本為儒生，熟悉儒術，但是無賴平民劉邦非常討厭儒生。叔孫通為了求得統治者的重視，在朝廷取得一席之地，就不得不委曲求全，先幫劉邦搞了一套大臣上朝的禮儀製度，讓他充分享受做皇帝的尊嚴與威勢。其實，這種禮儀製度雖然也是儒家的一個部分，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施行仁政等國策。叔孫通的“變通”做法，以傳統儒家來看，顯然有取媚統治者之嫌，但是他麵對現實似乎不得不如此。以結果而論，正因為叔孫通的變通，才使劉邦給予儒生在朝廷做官的機會，儒生才得以有生存的基礎。再如“商山四皓”，他們明顯具有道家色彩，自然不問世事是他們的決然姿態。但是，在張良之計中，他們竟然出現在劉邦的朝堂之上。雖然曆史並無他們說什麼、做什麼的記載，但是他們的出現本身已經對漢朝的政局產生了影響，而他們自身的行為也與以往的道家傳統相異了。
在變形嚴重的士人中，還有心靈比較嚴重的扭曲現象。例如東方朔，他似乎一直想充當在朝廷直道而行、糾偏救弊的角色，但是一統天下的政治局麵，已經不允許他可以隨便指責帝王，隨時發表高論，而且其身份地位也使他沒有資格可以更多地參與機要，厘定國策，商定重要事務的處理。因此，每當他發現朝內出現了他認為大不可的事情，他隻能以瘋傻的方式，怪異的姿態來達到嚴肅甚至神聖的使命。有時確也能奏效，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或者勉強同意，但是漢武帝的“倡優蓄之”的態度，顯然使東方朔的人格受到了極大的侮辱。這一切似乎是他“樂意”為之的，曆史上的東方朔就成了一個小醜一般的滑稽角色，不很正經的人物。東方朔的許多作品，調笑之餘，悲苦之情溢於言表。可以想見，這種想直道者卻以扭曲人格的代價來達到目的，而目的能否達到還需視帝王當時的心情而定。況且，在漢初這樣的人與這樣的事，不僅僅東方朔一人，而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成為一時的風氣。這類人格現象，雖然也是“著名”於世，但是其調整的不成熟，不成功是肯定的。
二、兩漢的經學之士
漢代將儒家經典著作的研究列為經學，這是典型的將學術政治化的表現。這種現象，一方麵促進了儒家經典著作的研究，另一方麵在嚴重損害其他學派思想研究和發展的同時，從根本上來說以改變儒家經典的地位開始，以徹底改變儒家思想的性質和內涵為主要表征，最終把儒家從學術派別改變為政治工具。
這個過程，儒家學派的士人也在改變其人格模式，甚至內質。早期的代表董仲舒，其行為表現還保持著儒生的固有特色和質地。《史記·儒林列傳》為其述數百字的生平，其中有言：“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向漢武帝推薦董仲舒為膠西王相，欲因此而讓暴戾的膠西王害他，但是“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從這些記述中，我們看到一個嚴格遵守儒家禮儀，不貪圖物質享受，正直廉潔，高風亮節的書生形象。不過，他畢竟是儒學之士，因此“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嚐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這是他的“天人感應”之說。這個說法本質上就是將天下人事與天象對應起來認識，其神秘隻有創說者自己明白，他人隻能請教而得知。其目的顯然是以明“天人之際”來指導君主治理天下。也就是說，董仲舒他們以闡釋儒家經典奧義，闡明天人必然關係，來獲得政治話語權，最終達到借帝王之手治理天下的目的。這種方式，與他們後來封孔子為“素王”相同，以思想學術直接左右統治者的方式，間接實現儒家原有的理想。這就是本色儒生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