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鼎立的確立自然經過了一個不短的過程，但是其基本格局應該早就形成的。天下的分裂分治，從社會狀況來說增加了戰亂與苦難，但是統治者的不同，統治區域的不同，也為人們的思想自由與行為方式的多元化提供了最根本的條件，也就是說一統的打破，給人們安靜太平的生活是致命打擊，同時也是自由解放的基本前提。那確實是一把雙刃劍，我國曆史的這種規律性的現象很值得深思。
三國的分治，首先是三個“君主”的治國思想與方略的相異，也就為不同的士人提供了可以選擇的不同“主公”。曹操的《短歌行》唱道：“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確實生動地描述出了在割據政權下，士人擇主的猶豫彷徨，反過來說，也正是分裂的天下給士人提供了可以擇主的機會。不同的地域又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與地理條件，因此文化背景與生活環境也有明顯的差異。即以三國而論，中原的魏、偏西的蜀與南方的吳，原有的文化傳統至少具有不同的類別，中原主要繼承了漢代的遺產而又有很大的變異，東吳本是勾吳之地，又經過越國的占領，戰國後期是楚國的範圍，文化底蘊也很複雜，西蜀原是古蜀之地，進入其中的又大多是中原人士，其文化特質也呈現多元的特征。三國鼎立的局麵，人群大量遷徙等等因素，不僅決定了整個中國境內呈現文化多元的格局，而且各割據地以內也是具有多元共存的局麵，因此士人的思想觀念、人格理想等等就必定是多元的，更多的顯示出各自的獨特性。從對建安時期主要名士人格的剖析中，我們大體可知他們的人格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繼承兩漢的英雄氣概，建安名士普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建安文學素以“慷慨而任氣”著稱，這種情調就是建安文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最直接的抒發。兩漢的儒家一統，雖然到建安時代正在漸漸衰落，但是慣性力的作用，使得相當多的人士仍然保持著儒家“三不朽”的價值觀念，況且其中不少人就是從東漢走進三國的，“修齊治平”的理念還深深地沉澱在意識之中。作為漢魏之交的時代，前人之形未遠。那些舍生救漢的黨人雖然結果悲慘，但是那種大義凜然的形象在民間，在士人心中產生著巨大而深刻的影響。當時社會中人都以入黨人之列而自豪，以與黨人交往為榮耀，以能為黨人提供幫助而驕傲，因此黨人的社稷之念，取義之舉，對士人的趨尚之吸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建安文人如孔融、王粲等等，都具有很強的救世建功之念，他們本人或者曾與黨人交往過，或者直接看到過黨人的壯烈，至少從非常熟悉黨人的略早一些人那裏真切地感受過黨人的英雄氣概，所以建安名士受黨人名士的澤溉頗多。當然，滿目瘡痍的社會，屍橫遍野的現狀，也會激發他們的社會責任感，鼓勵他們為恢複曾經有過的“太平盛世”而譜寫自己榮耀的人生樂章。渴望建功立業，心懷社稷蒼生是建安名士共同的人格理想。孔融因此而投奔曹操，甚至還帶來不少俊彥之士；諸葛亮隱居隆中，與當地名士與望族建立牢固的關係，目的也是等待時機，大有作為；荀彧為曹操統一北方，作出了巨大貢獻；曹植並沒有在疆場馳騁殺敵，也沒有運籌帷幄之功，但是建功立業之念至死未變。這是與其後的名士有所不同的。
建安名士普遍具有強烈的生命意識。這種意識之強，可以在他們許多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我們知道，漢樂府作品中人生如朝露的比喻隨處都有，幾乎成為漢樂府中很固定的意象，出現頻率極高。東漢的連年戰爭，從朝廷到民間狂熱的求仙活動，都使人們的生命意識達到了非常強烈的地步。這種意識在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裏也有充分的表現。“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回車駕言邁》）“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真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生年不滿百》）建安文人不僅繼承了《古詩十九首》的五言詩藝術，也繼承了他們對生命的憂慮與企盼。自然，其更加直接的影響來自於現實。漢魏之際，戰爭連綿不斷，社會人口劇減，許多繁華的都市瞬間變成了廢墟，屍骨沒人掩埋，瘟疫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多數死於瘟疫。朝不保夕的生命狀況也使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短暫，無奈。許多欲有所作為的士人，懷抱利器，滿腹經綸，但是還沒等施展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生命的短促與立功的遙遙無期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特別使建安名士對自己乃至普遍人生的“生命”產生悲天憫人的深摯感懷。曹操戎馬生涯，欲統一天下而最終未能，他晚年的作品中人生苦短的情緒也相當濃。目睹屍骨遍野，親曆舊人紛逝的建安文人，其詩篇中的人生意象更多短促與不測的意味，“朝露”“飛蓬”“白駒過隙”“殘陽”等文學意象不僅較其先人更為豐富，其情調也更加悲涼，對生命的執著也更加深沉，情緒更為熾烈。這種十分強烈的生命意識，從文學上說，既是“建安風骨”那種慷慨多氣，積極入世風貌的來曆，也是建安文學中悲愴情調的源頭。自然，這種意識也促使建安名士在渴望建功立業的同時，產生了任情而為，奉行自然生活的人生哲學。這種人生感悟，就是他們逐漸疏離儒家哲學，靠近甚至喜愛道家哲學，從而醞釀出我國思想史上的一場大變革的出現，即玄學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