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他生於黃巾起義不久，長於戰火紛飛的年代。十三歲之前，一直跟隨其父於軍旅之中，親曆曹操的雄才大略與豐功偉績，也在東西南北的遊曆中豐富了見識。他自幼聰穎好學，又有良好的受教育條件，十歲就能誦讀詩論辭賦數十萬言，又愛好民間文學，熟識樂府與俳優小說。他在兄弟中才能最為突出，起初曹操以為他是“最可定大事”的人。十三至二十九歲期間，他定居在曹操的大本營鄴城，那是他一生中最為舒適愉快的時期。作為貴公子，依恃著曹操的寵愛，憑借著自己的高才，生活也相對安定，文人也比較集中，過著鬥雞走馬、遊宴馳獵的貴遊生活。吟詩作賦，多為遊宴應酬文字；淺唱蹈舞，主在嬉戲娛樂。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對曹植等兄弟常懷猜忌，並連續不斷地進行迫害，先殺害了他的黨羽丁翼兄弟，又經常改換他的封地，並派人嚴加看管，名為王侯實同囚犯。整天以酒為伴，以淚洗麵，作詩以抒憤，發文以見誌，在抑鬱中度過了自己最後的生命旅程。他最後的封號是陳王，死後諡曰思，因此後人稱之為陳思王。曹植雖不樂以文學創作名世，但是曆史上他卻因作品數量之多與質量之高，成為建安時期最重要的文學家，有集三十卷。
高才。曹植的高才，在當時以及後世都是極著名的。“才高八鬥”的稱譽，藐視世人的謝靈運的傾心欽佩，唐宋以下許多大詩人的遠慕，這些足見其“高才”之光。今人徐公持氏言曹植“集古今智慧、文武才能、雅俗技巧於一身，不誣‘天人’之稱。”確實，曹植具有多方麵的才能，雖然不一定文武兼備。以其文學才能而言，他的詩、賦、文各體均為建安成就最高者，也超越了前人。他的詩數量大（據統計有九十多首），無論其前還是同代人都沒有過如此大量寫詩的；質量高，其藝術成就更是對我國詩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說曹操、曹丕主要在運用樂府這種形式抒情寫意，而曹植樂府與“古詩”，民歌與文人詩兼長，是樂府文人化與古詩通俗化的重要實踐者。他的詩，主要是四言與五言，但還探索性地創作了楚辭體、六言體、三七言體、六五言體以及各種雜言體詩。曹植的詩歌不僅體式多樣，題材也豐富，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的各方麵在他手下都是詩歌的好材料，這種拓展就有大才的氣度。曹植也是建安時期最重要的辭賦作家，五十多篇的數量，是整個魏晉南北朝作家中現存作品最多的。無論對辭賦題材、語言錘煉、修辭手法等等都有很大的拓展與提高。曹植的文，描寫、敘事、抒情、議論融為一體，靈動自如，辭采豐茂，氣勢宏大，情真意切。他的詩、賦、文都是建安第一好手。曹植還精通音律，他的許多樂府詩都是自度曲。能歌能舞，能雅能俗，經籍典故隨口而出，通民間俚曲隨樂而歌。況且他敏捷天縱，精警的作品頃刻而成，勝如宿構。
他的高才，獲得了曹操的青睞，幾度欲立之為太子；也得到了文人雅士的傾心，多有為之喪命。他的文采風流，稱名於當世，馳譽於千古，成就了他建安風骨最傑出的作家，也使得他輕忽社會實務，疏於精思熟慮，因此在傳統的功業方麵不可能有所建樹，以致為此抱憾終生。
純情。曹植是純情的文學家。他的情猶如赤子孩童，天真無邪，純潔無瑕，沒有一點社會汙染。他眼中心中，是非善惡截然兩極，判然分明：“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雜詩》）他後期顛沛流離的生活明明是他親兄迫害所致，身邊的仆人屬官公然對他大不敬，他還以為是這些人品行低劣，他與兄長感情疏遠也以為是這些人從中作梗，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兄長會如此不容他（《贈白馬王彪》）。他品評人物，也總是覺得別人都是純潔無垢：“如冰之清，如玉之潔。”（《光祿大夫荀侯誺》）他稱頌的鳥也都是純淨的：“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蟬賦》）“饑食苕華，渴飲清露。異於儔匹，眾鳥是驚。”（《鵲》）“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白鶴賦》）因為他純情，因此感情特別豐富細膩。他對婦女寄予深摯的同情。《棄婦篇》對無法把握自己命運以至於無依無靠的棄婦表達了真摯的同情；《出婦賦》以一個被另求新歡的丈夫中途拋棄的婦女控訴無情的不終；《閨情》《靜思賦》等，替幽居女子抒憤；《七哀詩》代替思婦抒怨發歎；《妾薄命》更是以民間女子身份抨擊魏明帝大量征發民間少女以供荒淫生活的事實。這種同情之作，在婦女題材比較多的時代也是很突出的。他對幼兒也充滿感情，《行女哀辭》悼念不滿周歲的女兒，《金瓠哀辭》悲一歲有餘的首女，《仲雍哀辭》悼念“三月而生，五月而亡”的太子之仲子。作為貴公子，曹植還是真誠同情普通百姓悲苦生活的文人，《泰山梁甫行》描述了邊海百姓的慘痛生活：“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墅。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以齊地的民歌形式生動表現了百姓因徭役繁重而不敢家居，隻得逃入山林，過著禽獸一般生活。這樣的作品，在文人中是很難得的。曹植的感情還給了自然界的蟲鳥：“憐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內傷。”“掛微軀之輕翼兮，忽頹落而離群。旅暗驚而鳴遠兮，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函牛之鼎鑊。”他的自序說：“餘遊於玄武陂中，有雁離繳，不能複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可見他確實是如佛家的哀憐天下所有生靈，對一隻受傷的雁給予了“鳥道主義”同情與愛護。真是情之博，播於禽獸！
曹植的感情是真誠的，純淨的。他的“情”沒有世俗氣，對所有人，甚至對所有生靈都傾之以真情。他的情沒有政治色彩和社會等級觀念，無論是上流社會的人還是社會底層的人，對他來說都是同樣的“人”，真正做到了博愛！這種博愛是可貴的，可愛的，是文學家純真的情感。是魏晉名士“多情”特質的體現，但是也是造成曹植人生悲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自己感情真純，心地純潔，自以為世界上所有人都與他一般，兄弟是如此，朋友是如此，芸芸眾生都是如此。我們在看到曹丕的間諜誣陷曹植以後，他作的自我檢查，那種誠摯的反省與自責，有莫名的悲哀，明明是迫害，他還是對自己的言行作了深深的懺悔，根本不知原委。以這樣的人生態度作為一個作家自然是偉大的，但是要在群魔亂舞，善惡並存的社會“混”就不太靈光了，更不要說在政治舞台上去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