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他們麵臨的緊要課題以及他們的思想發展狀況不同。何晏、夏侯玄、王弼他們的玄學思想顯然是他們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現，他們在曹魏政權長期崇尚法術，繼之以儒術之後，欲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思想，改變曹魏統治者的政治思想。因此他們的玄學思想與其說是哲學思想，還不如說是政治思想。因此，他們想用儒道調和的方式來作為曹魏政權新的統治綱領。隨著他們的消失，自然其理想也就化為泡影。“竹林名士”則與他們的情況相異。最早，他們或許玄學思想，或者政治思想與何晏他們相去不遠，阮籍的《樂論》等既儒且道的論文可以為證。但是，“正始名士”成為曆史之後，他們的觀點也就成了與統治者相對抗的思想。而司馬氏表麵標榜以“孝”治天下，實際所行的是陰毒殘酷的統治，這樣使“竹林名士”不得不調整思想。再說，對他們來說，最為緊迫的恐怕還不是學術思想問題，而是自己的出處問題，生死問題。所以，他們與何晏他們麵臨的社會課題與自身課題不同。何晏他們很快作古，沒有時間調整和變化，但是“竹林名士”卻處在不得不變化的情境中。司馬懿發動政變後，形勢雖然已經有所明朗，但是曹氏並不是完全垮掉，還有翻盤的希望，政治形勢更加撲朔迷離了。阮籍、嵇康他們的心理壓力更大，思想更加複雜，思考的中心已經從調整政治思想轉為自身的內心，自己的人格，自己對客觀社會形勢的應對等問題。餘敦康先生說：“就本質而言，玄學是一種闡發內聖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學，它力求與世界協調一致，為當時的不合理的政治局麵找到一種合理的調整方案。但是，當現實變得更加不合理，連調整的可能性也完全喪失時，玄學就從世界分離出來而退回到自身，用應該實現的理想來對抗現有的存在。玄學發展到了這個階段，給自己塗上了一層脫離現實的玄遠之學的色彩，由政治哲學變為人生哲學，由外向變為內向。”這種轉變是深刻的，巨大的，其因就是思想的主體麵臨的緊要課題發生了變化。
“竹林名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硬是被推上魏晉易代之際的曆史舞台的，由於各人的家族背景，與曹馬的關係、各人的價值觀等等相異，所謂的“竹林七賢”因種種主客觀原因聚合在一起作“竹林之遊”，又在曹馬鬥爭顯出明顯的雄雌之後很自然地飛鳥各投林，走上了分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