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和王戎七位名士的合稱。這個名稱的來曆，一直有爭議，一般根據東晉史學家袁宏的《名士傳》而習稱（《世說新語·文學》注引），盡管後來人對此尚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在東晉時已經這樣叫開了。東晉文學家，玄言詩代表作家孫綽作《道賢論》直接將七位高僧比附“竹林七賢”，著名隱士戴逵作《竹林七賢論》，可見當時“竹林七賢”之名已經被普遍接受。
從“竹林七賢”所處的曆史實際看，雖然他們生活的時代與“正始名士”基本相同，但是稍後的社會情勢卻是變化很大，因此他們與“正始名士”的思想觀念、人格特征有著非常明顯的不同，而“七賢”本身也是一個很複雜的組成，七人的出身、地位、與曹馬的關係以及各人的價值觀、政治態度、人格等都有明顯差異。他們是正始名士與後代名士之間的轉折點，對西晉乃至以後各代的文人都有很深刻的影響。
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屬於“正始名士”，其活躍的時段主要是魏正始年間，其玄學理論在中國思想史上被稱為“正始之音”；“竹林七賢”的“竹林之遊”大抵在正始後期至嘉平年間，他們中阮籍與嵇康的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也被稱為“正始之音”。這是很有趣的。
他們兩股人生活的時期有一段重合的時段，但是正始後何晏被殺，王弼當年也去世了，夏侯玄不久也被殺。其後，“竹林名士”仍然在世。正是這個不大的不同，使他們成了兩個不同時代的人，袁宏的《名士傳》就很明智地把他們分為兩類不同的名士。
那麼這兩股人到底有些什麼不同呢？首先是“出道”的時間不同，與統治核心的關係也不同。雖然山濤（205-283）出生於建安十年，與曹丕子魏明帝曹叡同年，比何晏（約194-249）略晚，而比夏侯玄（209-254）和王弼（226-249）都早，但在社會上成為舉足輕重人物的時間明顯較晚。何晏在魏初曹丕及其子曹叡時已經名聲不小，隻是被他們父子人為地壓製才難以出頭。曹叡死，曹芳繼位，曹爽執政，何晏就主持吏部，何晏的名士集團就成為曹爽陣營的骨幹力量。他們大力開展清談，正始年間是他們最活躍的時期。隨著曹爽的被殺，何晏他們也先後死去。在正始前，“竹林七賢”中除阮籍與嵇康有一定的名聲外，其他人還默默無聞。正是在正始年間的“竹林之遊”之後，他們作為集體才在社會上有了很大聲望。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後，“天下名士減半”，他們才自然性地在士林成了當時最顯著的人物。顯然，在魏國的社會上層影響，兩撥人隻是相續，而不是“同時”。
其次，前後時間相續，但是政治形勢與他們的處境大異。正始年間是曹馬鬥爭最為激烈也是最關鍵的時期，當時何晏他們不僅已經是社會名流，而且已經相當確定地成了曹馬兩個政治集團中曹氏陣營。可是“竹林名士”剛剛開始嶄露頭角，還沒有成為統治中心人物最為關注的對象。加上作為局外之人，非常清醒地看到兩大陣營的鬥爭鹿死誰手還很難確定，因此他們還可以作“竹林之遊”，一方麵靜觀情勢的變化，另一方麵做好應對的準備。但是“高平陵政變”後，政治形勢似乎豁然開朗，司馬氏等待的隻是篡位的時機和準備好撲滅隨時可能出現的反抗，易代之勢已經難以阻擋。如果說何晏他們是沒有選擇的機會的話，那麼對於“竹林七賢”來說麵臨的是痛苦的抉擇。沒有抉擇時他們還可以作壁上觀，局外人，到了必須選擇的時候，他們就麵臨著生死、人格、道義、理念等等現實與精神各方麵的問題。他們的靈魂在經受著煎熬與鞭打。是為生而棄人生準則，還是保持人格而棄肉體生命？是堅持理想信念，還是服從現實生存原理？這些本來可以暫時不想的問題現在必須立刻拿出答案！